其实,试图重新定位父亲在台湾社会中的位置的新新电影,为彻底颠覆传统的父法秩序从而获得新文化身份,“审父”之后屡屡散发抑制不住“弑父”冲动。蔡明亮在《河流》中即以在黑暗的三温暖内儿子与父亲的乱伦颠覆秩序,解体伦理,在文化上进行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弑父”。血腥弑父的真正突破口是张作骥的《蝴蝶》,一哲举枪杀死自己的父亲,一方面源于父亲不负责任,抛弃母亲任由她投海自尽,另一方面更是源于长大的一哲对于台湾原住民母亲的认同,影片以“弑父”来暗示本土文化认同方向。相比之下,《艋舺》虽延续着新新电影“弑父”的母题,同样在“弑父”的背后传达反叛传统,书写本土历史的意味,但是高明之处在于钮承泽将“弑父”与“寻父”的两个框架重叠,蚊子崇拜的父亲恰是和尚要刺杀的目标,这样重建父子秩序的想象与“弑父”并存并彼此解构,正是对“父亲”最后的不同理解与认知使得“子”一代陷入自相残杀,而互为解构的结果使之在沉溺于描写悲情的台湾电影中融入了不常见的荒诞性,清醒传达出主体成长的困境。
　　三、“子”的成长
　　其实台湾新新电影关于审父、弑父和寻父的言说归根结底是不断的自恋式的“子”的成长叙事,尤其是成长中少年的反叛与暴力成为台湾影片最为乐此不疲的话题,《艋舺》就是这样话题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按照精神分析学观点,少年的反叛暴力来源于父亲精神贫乏,不能成为儿子的榜样和指导者,不能给儿子男性形象,为此“子”寻找男性形象时可能会被男青年团伙吸引,这些团伙通过反叛暴力行为来寻找获得男性认同,因此软弱父亲的孩子或成长中父亲缺席的孩子往往发展出更为强烈的俄狄浦斯冲突。新新台湾电影呈现丰富的父子关系失范导致的黑帮青少年反叛暴力图景。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小四,历经《忠仔》中的阿忠,《黑暗之光》中的阿平,《美丽时光》中的阿伟,《蝴蝶》中的一哲,《爱你爱我》中的小风,到《艋胛》中的蚊子、和尚,可以组成一个暴力青年的谱系图。他们有着内在的血脉传承,他们是脚踩风火轮的郁闷少年,被“八家将”神灵附体的勇猛身躯,他们挥洒青春热血,以暴制暴,左奔右突,颠覆成人世界,渴望长大独立成人。
　　焦灼的成长欲望在2007年结出果实:《九降风》《海角七号》《囧男孩》三部影片同时出现并不约而同将最后一场高潮戏隐喻为“成人仪式”,以最后的场景为台湾长大成人作注脚。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艋舺》与2007年的这三部关于成长影片一样,以向斑驳的历史记忆道别的姿态以及“接近台湾六年级以降观众的当代集体记忆与史观”,在诠释艋舺本土与外来力量的争夺中建构台湾主体性,“重新释放他们体内的台湾魂。”③
　　但是《艋舺》与急于宣告长大成人的《海角七号》不同之处也是高明之处在于导演清醒认知自我成长的想象性以及主体安全与存在性的焦虑:这不仅仅在于“弑父”与“寻父”的相互解构,更在于这些通过舔舐彼此成长伤口,试图借由同伴的力量(以义气为纽带)重建家庭甚至互为欲望对象的兄弟间相互残杀,将成长的困境与迷茫的未知一一呈现:白猴成了植物人,最具有领袖气质的和尚和忠勇的蚊子死了,剩下软弱的志龙和阿伯逃走,影片最后一幕是在残杀后回想当年蚊子问和尚为什么要他加入帮派,和尚告诉他五个手指头合起来才是一个拳头,同舟共济(艋舺是平埔族语,意小船)的原初梦想在湛蓝的天空下如同警示。
　　如上所述,《艋舺》在“寻父”“弑父”的双重言说之后,依然是台湾近30年来一以贯之的对于个体成熟期执著描写。作为历史横切面的《艋舺》,通过父子关系的纠葛重述台湾历史,以个体青春期影像,咏叹台湾本土意识的成长,图说台湾主体建构与生成的不懈努力。尤其在这延宕的成长期言说中似乎已经离开了此前台湾电影的自我成长想象,从镜像自恋阶段,向清醒的勇于自剖的自我迈进。
　　注释:
　　① 指侯孝贤为代表的新浪潮之后以蔡明亮等为代表的90年代至今的第二次浪潮。
　　② 孟悦:《荒野中弃儿的归属——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
　　③ 郑秉泓:《青春的轨迹,时代的记忆》,《电影欣赏》(台湾),2007年第25卷第2期。
　　[作者简介] 刘骋(1971— ),男,河北涿鹿人,文学博士,中国计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影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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