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台湾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钮承泽指导的影片《艋舺》的热卖,该影片是以近年来台湾电影少有的视野气度将关于台湾的历史言说、成长寓言、身份叙事、世俗景观融合在一起的结构复杂匀称之作。作为今年金马奖的最有力争夺者,笔者认为该影片预示着台湾电影的最新指向。本文试图通过对它的深入解读,并运用类似知识考古方式绘制近十多年来台湾电影中深藏的“父子”关系谱系,从而把握台湾新新电影①发展脉络,亦为理解该影片引发文化热潮背后的台湾社会深层政治文化心理提供窗口。
　　一、重建父子秩序
　　《艋舺》以不无怀旧的镜头语言描写出一幅台湾上世纪80年代的“浮世绘”。故事在展现艋舺两个角头——庙口与后壁厝之间帮派纷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一群混黑道年轻人成长的故事:庙口大佬Geta的儿子志龙,从小就显出大哥气质的和尚(何天佑),自幼不知生父为谁的蚊子(周以文),最懂生存之道的阿伯(黄万伯),父亡、母不知踪迹的孤儿白猴(侯春生)。这五个结为异姓兄弟的年轻人最终卷入帮派利益之争的漩涡,陷入互相残杀的悲剧性命运中。
　　在这个展示帮派争斗兄弟情义的黑帮故事内,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庙口大佬Geta的形象。影片以蚊子的视角描写了他第一次跟随志龙见到Geta的情景:他穿着围裙像普通人家的家长一样做饭并招呼大家吃饭,巨大的餐桌前坐满了他手下的兄弟和志龙为首的五个小弟兄。这里帮派就是家庭,餐桌的席位是被纳入家庭的标志,而大佬是这个大家族的“父亲”。吃饭的氛围其乐融融,大家有说有笑,和普通人家无异甚至更为和谐,除了一个插曲:办事的兄弟将一样小东西放在大佬眼前的报纸上,大佬一边看报一边吃饭并随意地用筷子将之夹走,特写镜头显示出的是一个人的手指。这一段叙事除了暗示这个大家庭的帮派背景外,更描绘出一个父亲的慈祥与威严以及在他保护和管理下家庭的和谐和有序。
　　这显然迥异于90年代之后新新台湾电影对于父亲以及家园的描写。
　　我们知道,父亲在家庭中不仅具有培育、保护家庭成员的责任,而且作为权威的化身,亦具有行使惩罚的权力,“父亲”的“慈爱”和“禁止”的双重功能,使之在文学艺术中超越具象而成为关于传统、秩序、权威的巨大象征符号。作为传统家庭秩序和伦理核心的父的陨落不仅使父—母—子这一稳定结构遭到破坏,而且直接造成“子”一辈缺乏对“父之法”“父之名”的认同和接受的欲望。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台湾电影自侯孝贤、杨德昌开始至今,最乐于也是最擅长通过展现陨落缺席父亲的意象和由此带来的“失常家庭”“破碎家园”来表达当下台湾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重构身份的尝试,尤其90年代后的台湾新新电影大可看做是关于父亲陨落的图证,成为“审父”的场域。这些影片父亲或者在“子”的成长过程中直接缺席,如《爱的发声练习》《阳阳》《海角七号》等;或者呈现“衰老”的容颜——慈爱有余,但是保护与禁止的功能衰微,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童年往事》等;或者庸常与无能:慈爱与禁止双重功能丧失。跟随侯孝贤《儿子的大玩偶》中面目可笑悲凉的父亲脚步,新新电影导演进一步发现父亲再也不是精神偶像,在日常生活的河流中,父亲不过与儿子一样软弱、卑微乃至猥琐。比如《蝴蝶》中一哲的父亲逃避责任远走日本,《美丽时光》中阿伟的父亲除了喝酒打牌什么也不会干,甚至在外面受欺负都要年少的儿子撑腰,又如《囧男孩》中的父亲就是一个疯子,自保尚难何谈责任。这些庸常、缺席与衰老的父亲成了空洞的能指,不再是“子”成长中的精神标杆。
　　但是“子”真正的成人仍然是离不开父亲的,父亲缺失遗留下的位置一定需要由他人或他物来填补,拉康指出主体生成过程中,需经历镜像阶段进入象征阶段,即子必须通过父名的象征性阉割功能进入主体间的关系中,才可成为主体。《艋舺》中和尚的父亲断了一条手臂(阉割),白猴父亲死去,伴随蚊子长大的是一张从未见面的父亲自日本寄来的明信片,他们都从大佬身上感受到“孤儿浪子”所渴慕的父亲的权威与爱护,Geta是他们成为主体必须寻找到的精神之父。影片以父亲的缺失从小被人欺负的蚊子为例展示了一个关于“寻父”的四段演进历程:进入家庭一起吃饭;街上遇到大佬,大佬说蚊子一看就是没爸爸的孩子,两个人坐在台阶上默默一起吃着鸡腿;卡拉OK歌厅Geta招呼蚊子和他一起唱台语歌;Geta被杀后出殡,蚊子代替志龙披麻戴孝,跪拜在写有“先考”的墓碑前。如果说前三幕是父子之间的互相询唤,那么最后一幕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认父的仪式,这预示着新新台湾电影母题从“审父”到“寻父”的转折,也意味着打碎旧的父子秩序后“寻找和重建一种缺失了的父子关系——一种主体生成的环境”的企图。②引人深思的是蚊子之前人生的最大理想是去日本看樱花,在他心中樱花、富士山与父亲同构,而影片最后蚊子“理想的父亲”成为根植于台湾本土的Geta,影片中90%的台语(闽南语)对话似乎也为此做出注脚。
　　二、“弑父”言说
　　除了上文论述的潜在“寻父”故事框架之外,《艋舺》同时具有“弑父”的故事框架,此框架由三个弑父故事组成。
　　第一个是后壁厝大佬Masa被手下文谦刺杀并被取而代之;第二个是象征意义上的弑父。外省帮派的头目野狼进入艋舺欲均分势力范围被Masa和Geta拒绝,转而和文谦与和尚密谋,以利益为饵支持两位年轻人夺权上位。蚊子在偶然间发现了大佬被杀的秘密,在替Geta报仇中身亡,此时野狼才知道蚊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蚊子认Geta为父对野狼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疏离与反叛,电影中看到蚊子被杀精神崩溃颓然倒地的野狼,可以看做一种精神意义上被弑;第三个则是影片弑父框架的核心即和尚与文谦联手刺杀了Geta。
　　和尚对自己曾经尊为父亲的黑帮老大的谋杀,可以看做是子一代对于父辈先在的道德优越及话语霸权的反感,尤其是当这种尊严和权威的虚伪被揭露出来的时候(电影以旁人之口诉说当年Geta为夺位残杀兄弟的不光彩历史,使其权威的合法性遭到致命的打击,影片最后和尚对蚊子怒吼出:你以为Geta是什么好东西,将父亲的神话彻底颠覆);也可以看做是面对新时代滚滚车轮,“苍老”父辈被历史淘汰的必然命运:Geta坚持认为枪是下等人用的武器,并且反对与外省帮派合作,试图保持艋舺现状,但在枪的时代,冷兵器必败无疑。和尚与文谦显然比死脑筋的父辈更懂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正如他所说,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保住艋舺。因此“弑父”呈现一定的合理性,这是男权社会中子一辈希望早些享受主体自由而将父辈送上了死亡的快车道,是“子”迟早必须跨越的障碍,可以看做“子”的成长仪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