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背后: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的难度
　　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难度是研究者们的普遍认识。改编张爱玲小说不仅拍摄困难,而且结果很难获得好评。原因如下:
　　众所周知,文字越好的作品越难拍成电影。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第一个难度是,其作品之美在于文字,她非常注重文学语言的自身魅力。她许多名言妙语根本无法拍成电影镜头画面,许多肖像描写、人物动作、心理描写也不可能搬上银幕。另外其小说中经常出现身份不明的人称发评议、谈感悟、讲道理,电影改编时很难为它们安排恰当的位置。于是,字幕和画外音夹杂在视听流程中,如在电影《红玫瑰白玫瑰》中,导演截取了张氏原著的精彩文字和对白,在各个段落之间镶嵌上中英文字幕卡;在电影《半生缘》中,画外音出现16次之多,原著中的许多精彩文字无法变成画面,只好念给观众听。第二个难度是,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形象大多靠精彩的细节和内心描写来支撑,尤其是两性心理的刻画,人物情绪的表现,内心感觉的描绘等,这些并非都能转换成生动的影像。换言之,电影艺术对小说的改编难以逾越两种媒体的疏离感和差异性。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情致难以被复制到银幕上,令许多导演欷歔不已。
　　第三,张爱玲小说尖锐深刻、阴冷入骨,别具一格。这种极具“先锋性”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往往很难转换成“通俗性”的影视剧。张爱玲小说中充满了苍凉意味的怨男怨女,他们千疮百孔的“传奇”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悲剧体验和对人性的透彻凝视。而镜头里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
　　第四,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特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适合改编的原因之一,又是改编的难度之一。曾经八次改编张爱玲作品的剧作家林亦华说:“张爱玲难以被搬上银幕或舞台,部分是她已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之故——每一个导演都是在‘第二次重拍’,他或她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但更关键的,是出于物以类聚:由于张的小说都是以‘聪明人’为主角,争相对号入座者便都是有着强烈自我中心性格的人,既然她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稍有偏差的诠释都会被视为是对我们不可饶恕的曲解——创作人不可能拥有情节与人物的全部诠释权,因为观众不是要看他的观点,而是要在改编中看见自己。张爱玲的成功之处,是利用了‘聪明人(们)’的自我优越感来筑起一道令她永远保有神话地位的护城墙:创作人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张爱玲,却是千千万万的张爱玲。”⑦大量的“张迷”对张氏原著情有独钟,厚爱已久,能否“忠实于原著”,能否拍出原著的神韵,成为讨论改编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尺。许多出于商业目的而非针对张爱玲小说本身的胡乱改编,自然很难得到“张迷”们的认同。
　　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热,既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高雅的精英文学与通俗的消费艺术的交融与遇合,其成功与失败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 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文集》卷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②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3卷第11期。
　　③ 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④ 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⑤ 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⑥ 刘川鄂:《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⑦ 林亦华:《不解缘》,郑培凯:《〈色•戒〉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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