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鞋”央求“桃子”促成她和于震兴的好事:“明着改嫁不准,暗地来往丢人,难道像俺和震兴这样的,就要守一辈子寡,就该打一辈子光棍?……桃子妹,你相识上共产党,没听他们说,管不管这号事?”在内心深处,“小白鞋”与“桃子”怀揣着同样的渴望,渴望被重新归并到男权秩序中去。如王宝钏之苦守寒窑,“桃子”与“小白鞋”各自守望着自己的男人——作为革命者的于震海和作为革命同情者的于震兴,“桃子”誓愿“俺活着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小白鞋”誓愿“俺这一辈子,要么等他的花轿,要么等他的棺材!”翘首期盼她们所属的男人给她们归属感,给她们重新赐予贤妻良母的角色命名。
　　四、以性别角色规范阶级角色
　　对正在从自在进入自为阶级的“桃子”来说,被本阶级放逐比被敌对阶级摧残更令她感到痛苦。孔秀才对“桃子”的估算没有错:“像她这样的人,改嫁比死还难受。”而我们面对“桃子”和“小白鞋”的遭遇,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评断:无论在阶级阵营之内,还是阶级对立之间,革命并没有彻底摧毁父权制的壁垒。在父权制的文化语境中,女性在阶级角色上的纯正血统,不取决于她究竟为本阶级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和牺牲(在革命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中,女性大都作为妻子和母亲在为革命作贡献。影片《山菊花》中“桃子”爹张老三在于震海面前为“桃子”鸣不平:“俺闺女一个人,伺候你老的小的,给你生儿养女。你当共产党出了事,逃出家门脱个清身。可怜她,怀带孩子,抓进抓出……”),而取决于她的性别角色的纯正性——即是否完全符合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规范。在女性集于一身的角色丛中,社会看重她的性别角色永远高于她的阶级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作为人被认可为一个阶级同志。在父权体制下,阶级的大家庭与女性所在的现实家庭有着内在的同构性,男性领导者与男性夫主,都要根据她的性别角色来给她在阶级大家庭和现实家庭中的角色定位。薛仁贵征西归来,要上演一出“戏妻”来考验王宝钏的贞节,于震海革命归来,也同样要验证一下“桃子”对革命组织(丈夫是革命组织的实际领导者)的忠诚。
　　影片结尾,痴子赶来向于震海说明“桃子”改嫁只是为了瞒过敌人耳目的假结婚,“桃子”并未真正“失身”。“桃子”将丈夫临行前交给她的、存有党的机密的红布包(也是当年婚礼时蒙在“桃子”头上的红盖头)完好地交还于震海,而完璧归赵的当然不仅仅是红布包——“桃子”在性别角色上的纯洁性获得了证明,遂又重新被本阶级收纳,并作为阶级分子进入自为阶段——“桃子”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哎,问你呐,共产党里,要不要女的?”作为革命组织的代言人于震海回答:“要,要啊!桃子,我真想和你再办一次喜事!”他激动地将红盖头蒙在“桃子”头上。至此,借由她的男性领导者与男性夫主的认同,“桃子”作为性别角色与阶级角色的双重角色重新获得了确认。
　　美好的大团圆结局却让我们倍感沉重:女性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之内,依然难以摆脱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定位,阶级解放并不能代替女性的性别解放。
　　注:本文曾入选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现有删改。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5.
　　[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4-225.
　　[3] 班昭.女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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