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电影在近10年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既包含电影数量的激增和一些颇具票房影响力的影片的出产,更为鲜明的是指得益于经济转型的电影产业化和市场化机制的逐渐成熟,这正如有关人士所感慨的那样:“回想中国电影业的这10年,多少有些让人恍惚:从本土电影一败涂地,一年也出不了几部观众愿意自费观看的电影;‘抵抗好莱坞电影侵略’成为时髦话题,电影界人士苦苦思索韩国电影的自强之道,法国电影业的配额制度受到研究;中影公司只能靠垄断外国大片上映权维持生计,‘华谊兄弟’还是个没人知道的小公司,到转眼间‘麻雀变凤凰’,电影业开始繁荣——观众进入影院,院线兴建,资金进入电影制作、发行领域,明星、导演受到追捧,甚至有多家影业公司已经或正在筹划上市。看起来,中国电影突然从冬天进入了春天。”①电影产业和市场的繁荣,在我们这个相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电影事业仍显落后的国度,固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能代表或者说明中国电影艺术质量的日益提高,因为对于电影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水准的质疑和拷问其实也一直在伴随着新世纪电影的10年旅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近10年电影的长足进步还应该包括电视电影的诞生和成长。这不仅因为电视电影是一种融合电视和电影元素的新的跨类型影像形态,更重要的是,从它的大多数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写实主义电影风格及其文化立场给予我们以某种欣慰和信心。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为代表的中国电视电影发展迅猛,它们具有制作成本较小、受众层面广、观看空间自由、观看主体性强等适应电视传播的诸多特点。与拥有大制作、大成本、大场面和大明星的“大片”相比,它们大多体现为小制作、小成本、小场面和小演员的“小片”。然而,某种意义上说,“小片”不小。在人们指斥中国电影,特别是一些所谓“大片”漠视现实、戏说历史之时,电视电影对于现实的直击与关注以及由此所显示出来的文化立场成为其鲜明的标志与亮色。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揭示,其实正是自卢米埃尔兄弟以来电影现实主义传统的应有之义,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的还原”理论,更是十分明确地设定了电影作为一种记录和揭示现实艺术的基本取向。
　　二
　　中国电视电影的这些特点,在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电视电影单元参评作品(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选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总的来看,它们大多秉承写实主义电影风格,通过对当下普通人生活与生存状态的表现,直面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并显明地表达出编导者以传统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为主体的文化立场。
　　与“大片”中大场面渲染和人物群像塑造有所不同的是,电视电影侧重于在相对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表现一至两个核心人物,对人物在现实中复杂生存状态的表现和内在精神的传达是其重要特点,也是其侧重于写实风格的基本趋势。在诸多电视电影中,编导们不仅没有回避甚至还将人物、特别是剧中的主要人物置身于现实的复杂生态中来表现。《无蝉的夏天》中围绕男主人公谈阳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表哥背信弃义、怯懦无为,“赌友”唯利是图、蛮横无理;《从原点开始》里男大学毕业生回家乡当山村教师,在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中体验事业困惑和爱情危机;《骆驼圈》中曾经作为“杀人犯”的刑满释放人员素兰出狱后遭遇世人甚至孩子的冷眼和侮辱;《方队》里国庆阅兵中女兵方队队员戴蓓蓓之妹为求得一夜成名不惜弄虚作假;《独当一面》中功利又势利的女老总望女成凤攀附高枝;《火线追凶之血色刀锋》里专杀富人的割喉罪犯丧失人性、变态凶残;《铁流1949》中主人公刘铁柱面临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奉命撤出、立即参加开国大典阅兵训练的急速转折。这些影片将人物置身于或无序、或险峻、或复杂的环境之中,其目的正是在于使人感知和把握处于转折时期中国普通人的情感、思想、价值观的博弈与冲突,这其中,显示主要人物在应对这些环境时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所要着力表现的内容。对于主要人物精神状态的传达应当说可以有多个途径,正面或负面、向上或向下、冷意或暖意、猎奇或写实等都能够构成一部电影状写人物境界的通道。与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表现社会负面与黑暗、人性堕落与丑恶、道德沦丧与腐败的美国等西方黑色电影不同的是,在中国的电视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呈现人物精神世界时,不去开掘与赞赏人的负面精神奇观和人性猥琐,而专注于描绘人心向善、向上的人文情怀,展示人与社会、时代前行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体现作品先进的人文立场和文化立场。”②也就是说,在复杂的生存状态中,通过与阴暗、欺骗、浮躁、猥琐、懦弱、势利、邪恶、变态、背叛等代表当下社会人生和道德负面情状的对比,从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视角描述或底层或普通或小人物的真善美,展示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境界以及由他们的言行所标示的时代主流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成为大多数优秀电视电影的不懈追求。这其实正是对巴赞所言电影“是‘高尚’的最后避难之地”的形象阐释。巴赞曾在《导演德•西卡》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电影来说,热爱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探索弗拉哈迪、雷诺阿、维果,尤其是卓别林的影片所反映的特有爱心、温柔和感伤情绪,那就不可能透彻理解他们的艺术。我认为,电影是名副其实的爱的艺术,这一点胜于任何其他艺术品类。”③《铁流1949》的故事时间并非发生在当下,而是在1949年的国庆阅兵之际。红九连连长刘铁柱作为影片主角,是一个英勇善战的硬汉。正当他率部与敌激战之时,上级命令其撤退接受新任务。当这个满脑子“战斗”的热血军人得知新任务并不是战斗而是参加国庆阅兵选拔、进行立正稍息走正步的队列训练时,他一下子懵了。影片通过“洗澡”“换衣”“体检”等多个场面的表现,凸显其在突然的转折面前的不知所措。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刘铁柱终于转变了思想,成为大阅兵训练中的优秀分子。此部影片并非对当下生活的呈现,但主角刘铁柱的转变,其实正是对转折时期人的观念、行为和价值观变化的隐喻,这种隐喻在暗示观众,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个人的情感或理想的挫折、甚至冲突,但最终只有那些与时代风尚同行、与国家民族利益一致的人,才能够获得积极向上的人生境界、意义和价值。《玛依拉的天池》表现出对新疆少数民族、歌舞、喜剧和风光等多种题材元素的融合,同时也表达出多种主题取向——诚实与欺骗、爱情与青春、现代与传统、汉族与少数民族(哈族)等。女主人公朱丽集这些主题取向于一身。朱丽为了实现自己的原创音乐梦想,冒名顶替村长的外甥女玛依拉参加比赛,被玛依拉少年时的恋人哈里识破。朱丽经受了诚实与欺骗、求实与求名等的考验,最终回归到诚与实、真与善的道德层面上来,使之因诚实而可爱,因善良而美丽。类似台湾电影《6号出口》的《歌舞日记》表现的是大学校园青春题材,具有歌舞片的素质,男主角多吉和女主角索拉是某学院歌舞系学生。影片围绕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歌舞比赛展开故事,其间,编导没有回避新一代青年在名利、情爱等问题上的自私心理、浮躁情绪和矛盾心态,但在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还是将爱心、坦诚、善良和勇气等具有暖意的精神状态凸显出来。《骆驼圈》的女主人公失手杀害了实施家庭暴力的丈夫,20年后成为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孑然一人、无家可归之时,被草原牧民收留,开始了放养骆驼的生活。电影充分展现了其在重新融入社会时的艰难与困惑,与亲生女儿面对又不忍心相认的痛苦。影片着力表达的是女主人公以坚忍、母性、善良和爱意获得社会认可,最终走出阴影、自立自强、重获新生的精神炼狱之旅。这些电视电影所体现出来的人物精神内涵和境界,大多不是单一地直接呈现,而是以复杂的生活环境为背景,在与负面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博弈中展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展示人生或人性的暖意、发掘隐含在人物身上的真善美,不仅仅是生活本身的力量指引,也是艺术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是电影艺术家对于社会运行的态度、立场和理想。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其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应该以艺术形象引领大众、提升大众,因为,在某些时候,大众的心理、趣味和情感常常处于不稳定的游移状态。这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谈到大众(群体)的感情和道德时所言:“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④因此,塑造具有向上、向善、向美的时代精神和道德力量内涵的人物形象,使大众的心理、趣味和情感趋向稳定,电影至少能够在暗示层面上对大众精神指向的真善美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而电视电影具有“小”的表现视角、内蕴丰满的核心人物、极具写实感的现实化环境,尤其适合表达这样的精神暗示。当然,这样的表现不应当成为对严峻现实做出逃避的托词,尽管诸多的电视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当下现实社会的负面元素。我们是在更高层面上希望电视电影在展示人性和人生暖意的同时,用另一只眼“直面惨淡的人生”,也许这会使得其内涵更为丰厚和深沉。 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