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在以后的取西川、夺汉中的战斗中,魏延处处冲锋陷阵,屡屡攻城拔寨,为蜀汉帝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故而刘备在做了汉中王之后,擢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对魏延的宠爱,是以他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胆识为基础的。就是在诸葛亮秉政期间,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每一战都用他作先锋,他也从未辜负过丞相的重托,败郭淮、诛马遵、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木门道致死张郃、上方谷诱烧司马懿,险恶不避,战无不胜。
　　魏延不仅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一个多谋善断的帅才。一出祁山时,他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帅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魏延的这一出奇制胜之策,确实是蜀军当时的最佳选择。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十九第九节《司马懿智取街亭》)可惜诸葛亮不仅没有采纳这一计策,反而由此加深了对魏延的偏见。
　　杨仪与魏延的矛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杨仪对魏延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诸葛亮的心理,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丞相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赢得丞相的欢心,其用心可谓良苦。而诸葛亮对矛盾双方的态度,已不言而喻了。当费祎如实转告了孙权对杨魏矛盾的担忧时,诸葛亮的回答是“已定夺下了”。那么,他是怎样的“定夺”呢?
　　诸葛亮授计魏延,让他佯败引诱司马懿入上方谷,又命马岱一把火将司马父子及魏延连同五百蜀兵全部烧死谷中。当魏延侥幸生还后状告马岱时,诸葛亮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在一场由“怒斩马岱”到“杖背四十”,“贬为散军”的表演后,立即密令樊建耳授马岱斩魏延之计,又叮嘱马岱“可只推是杨仪教如此行之”。由此可知,诸葛亮对杨魏矛盾早已定夺的解决办法,便是谋害魏延。谋害不成,又嫁祸于杨仪,造成杨魏之间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情势。名为丞相,实为蜀中之主的诸葛亮,以这种手段处理属下矛盾,实在可哀!令人寒心!
　　按照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虽在成都,可是费祎就在身边,姜维就在军中,而他临死之前之所以出人意外地把统兵大权交给杨仪,就是因为杨仪是完成他斩除魏延的最佳人选,并授与他一个锦囊密计。魏延被逼上了绝路,终于按照诸葛亮“久后必反”的预言,走完了他含冤受屈的一生。勿庸讳言,魏延是有缺点的,但他对蜀汉事业的忠心却无需置疑。且不说他在被谋害前,虽有不平之意,但无谋反之举,即就是在诸葛亮死后,魏延也只是与杨仪作对,并没有叛国之心。退一步讲,即使魏延真的反了,那也是诸葛亮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颓势,也是诸葛亮自酿苦酒的结果。
　　上面所提,对贤相诸葛亮来说,只不过是白璧微瑕。然而探讨这些瑕疵生成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诸葛亮人物形象无疑是很重要的。
　　众所周知,小说赋予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是忠和智[3],而导致用人失误的原因,也正是他“尽忠”和“恃智”的结果。
　　诸葛亮派关羽扼守华容道,深知关羽的刘备就担心“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而诸葛亮的解释是“亮夜观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卷十第八节《周公瑾赤壁鏖兵》)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他对自己用人失误的一种掩饰。一出祁山时,谯周以“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的天象劝阻他,“孔明曰:‘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卷十九第二节《孔明初上出师表》)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不拘执天象的。如果他真的认为曹操不当死,那么前边立下的军令状岂不成了军中戏言,成了对关羽的有意捉弄?当关羽放曹后,诸葛亮也曾喝令“推出斩之,以正军法”。只因“玄德乃告之曰:‘昔吾弟兄三人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日兄弟犯法,固当死罪,奈何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后将功赎之。’众皆哀告,孔明方才饶了”(卷十一第一节《周瑜南郡战曹仁》)。而后来马谡街亭失守,诸葛亮同样令“推出斩之”,众人照样哀告,而最终以“挥泪”结局,也是因为思念起先帝临终之言。可见出现这宽严迥异的结果,显然是受了刘备的影响。选用关羽留守荆州,也是他猜测刘备的心意而作出的错误决定,“今教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他的猜测是否合理姑且不论,这一举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他的用人标准并非“量才”,而是看刘备的眼色。误用李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李严错误的一再宽容,仅仅因为李严是刘备选中的托孤之臣。
　　听刘备之言,度刘备之意,遵刘备之嘱,这些无疑皆属忠君之举,但他却给蜀汉事业造成了莫大的损失。
　　诸葛亮对杨仪的偏袒,除了欣赏他“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2]的精明强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为杨仪乃他一手选拔的相府长史,诸葛亮处理杨魏矛盾时的厚此薄彼,其实质,是用人政策的亲疏有别。诸葛亮与魏延矛盾的激化,是伐魏战争中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谷,腹中开花的出奇制胜之策与他所主张的出祁山大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思想的牴牾。魏延因此而不满他的近乎胆怯的谨慎,他也因此而认为魏延是蜀中的危险人物,所以想方设法要除掉这个祸根。由此看来,诸葛亮对魏延的诬害,颇有排除异己之嫌。如果说刘备时代蜀汉集团的由弱而强,是刘备以他的宽仁厚德感召天下英雄的结果,那么诸葛亮秉政期间蜀国的一蹶不振,与他偏狭的用人政策不无关系。恃一人之智,结果使六出祁山劳而无功。
　　综上所述,小说在诸葛亮形象塑造中,给了我们这样的昭示:对一人之忠,会误一国之事;凭一人之智,难荷天下之任。这正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处。当然,我们不能说小说作者已经认识到了封建忠君思想的弊端,也不能说作品已有了对英雄史观的修正,但是作者以“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的现实主义笔法[4],终于不能背谬历史的真实,从而揭示出这一生活本来的真理。
　　明晰了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我们应该再深究一层,探讨一下形成这一原因的原因。应该说诸葛亮始终是蜀汉集团中政治头脑最清醒的一个。那么他为什么在竭力尽忠时,屡屡犯下如此幼稚、又如此严重的错误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
　　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是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不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只能依附统治阶级,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沉浮。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知识分子只能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明君的知遇上。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自诩为“上可仰瞻于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内”的诸葛亮,决不是他日后所标榜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2]深受儒学用世思想熏染的封建知识分子,无一不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定国、建功立业这一政治目标的追求上。诸葛亮高卧隆中,却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对各政治集团力量的消长明察秋毫,正是为了待价而沽、伺机出山。他与司马徽、徐庶、宠统等人之间互相举荐,正是他们热衷政治,急于入世的明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