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舆论过程：突发事件中的议程设置、情感动员与共识彰显
首先是议题设置。传统的媒体事件议程设置者主要是权力精英，而作为新媒体事件的突发事件议程设置者则因舆论主体与载体的多元而相应多元。其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合关系再次凸显——在某些突发事件(如汶川地震)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起合作设置公共议程，但在更多的突发事件中新媒体再次表现出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对抗关系，将处于传统媒体聚光灯之外的事件设置为其主要议题，如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厦门PX事件等均属此类。在议程设置中，还应注意意见领袖将新媒体议题向传统媒体“传递”的能力。如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遭受“钓鱼”的白领张晖在爱卡汽车网发帖鸣冤，虽引发网友关注但仅局限于
网络空间，而经著名作家韩寒在其个人博客上转帖之后，立即得到了传统媒体的大举报道，其背后反映的既是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也有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机制。
其次是情感动员。舆论的形成不仅需要理性的表达，也有赖情感激荡，这是社会运动的重要资源。在近年来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中，悲情、戏谑、戏仿、嘲弄都在新媒体空间频繁发生。例如，在“钓鱼执法”事件中，张晖平常捐助希望工程等善心举动不断被提及，与其被“钓鱼”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孙中界“断指鸣冤”成为网络上醒目标题，更是激发了网民的义愤与同情；同时网友将“钓鱼”作为讽刺的题材，比如发起“钓鱼执法大奖赛”，邀请“各地交通执法部门自带钓钩组队参赛”。
最后是形成共识。在新媒体空间内，网络留言、网络调查等方式是呈现民意的天然平台，意见的被认知强化并鼓励更多的意见得以发表，推动共识的形成。
(四)舆论影响：突发事件的个案意义与长远效果
从新媒体事件的角度看，突发事件的舆论影响有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事件的结果是止于个案还是影响长远?事件的效果在于促进共识还是强化分化?事件的结果是维护还是削弱，甚至打破了旧的权力结构?
这些问题很难有统一的答案，但大体上与事件的最终结果、解决机制及主流社会体制的反应有关。如果事件的解决圆满，并蕴含着体制性变革的方向，解决过程中彰显了弱势阶层和底层民众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得到权力中心的认可与接纳，则事件的结果将有可能突破单一的个案意义而走向长远，促进共识而减少分化，打破结构而非因循守旧；反之亦然。
以笔者所进行的厦门PX事件的调查为例，尽管媒体将该事件评价为“民本导向的典范”、“民意胜利”的“里程碑”，但由于事件的解决仅止于厦门一地(其后的漳州PX事件、成都石化事件都带给厦门市民负面印象)，解决过程充满艰辛(对网络的控制)，并难以看到体制性变革的方向(厦门PX事件的解决被当地市民认为是特定时空环境下权力内部博弈的结果，而非市民表达的作用)，因此当被问及该事件是否改变了对政府的态度时，市民的回答多为“几乎没有”；再询问其日后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公共事件时，普遍的回答同样是否定。因此可以认为，厦门PX事件事实上只具有个案意义，而很难说产生了长远影响。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突发事件都仅有个案意义，恰如孙志刚事件催生出对收容遣散制度的废除，唐福珍事件催生出对城市拆迁条例的重新论证，都让人感受到制度变革的曙光。这种“新媒体事件”的影响将更为正面，也更为长远。
四、从新媒体事件视角看突发事件的未来走向
本文引用“新媒体事件”的理论视角对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展望突发事件在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如下要素：第一，是否能从“事件”走向体制化。体制化变革是真正减少突发事件，特别是破坏性突发事件的根本办法。政府和有关各方，应当抓住突发事件的契机，创造类似“孙志刚事件”这样的示范性案例，促成依托于法治建设基础之上的制度性变革；第二，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对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信任。诸多突发事件严重透支了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可信度(如“华南虎事件”)，并进而牵连到社会信任(如“彭宇事件”)，重建信任已是当务之急；第三，保持并扩大媒体开放，特别是传统媒体的开放。新媒体为什么会在中国屡屡成为突发事件舆论的核心载体，主要原因在于传媒体制造成的传统媒体的失语与缺位，诚如学者所呼吁的，“信息公开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这种开放同样也包括新媒体空间的开放，倘若将打开的大门关上，只会造成更强烈的舆论反弹，而无助于社会的进一步良性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