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希腊语“theoria”的“理论”一词，原本是指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等。“理论”的另一种说法是指冥想中所浮现的景象，“俯察直观到的流动外表背后稳定不变之真相的方式。因而，理论与‘存在’、同一性和可认知性优越于‘生成’的特权相联系”。 [1]理论也可以看作是一套思想的体系，以及可用以解释的体系。
　　理论的产生源于因意识到尝试解释世界的自觉活动而从一定的假设出发探究其原因并由此推导出一系列符合逻辑的结论的人类意识形态活动。理论常常通过言语、话语、常识或者其他形式得以实现其对象化的过程。理论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突破，人类不再只对身边的世界发问，也开始了对人“为什么思考为什么”、“怎样思考为什么”的思维活动本身进行关注。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力图申明一个观点：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恰是对解释何为“解释”的最宽泛定义。阐释行为的普遍性使人们觉得阐释是再自然不过的是，似乎无需对其进行探讨，因为人们往往认为阐释就是对想象进行重新陈述，就是为现象寻找一个对等物。这种直译的平行作法显然不能宕深人类的思维能力。德国阐释学鼻祖施莱尔马赫曾多次强调阐释学研究对理解过程的关注。无论以赫希为代表的强调文本的意义“只能是作者的意义”的内部规约，还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解释世界的方式，对“前理解”的溯源使得理论一步步发展起来。
　　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怎样做理论》一书的导论中谈到，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没有必要对阐释活动的自身环节进行分析，想当然地把阐释活动看成自然而然的过程，人类要生存靠的就是持续不断的解释行为，但解释所表现出的各种形式却并非自然而然。[2]在伊瑟尔看来，对阐释活动和解释行为本身进行的考察实践就是理论研究。
　　文学理论登堂入室的时间并不太长，“二战之后方才崭露头角，并对文本阐释这个人文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3]所以，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理论先于文学理论而存在。理论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产生的自省式、反思性的观念产物，是人类自觉意识的苏醒。而文学理论则是在与其他文化学科交织牵扯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方才“成家立业”。对于其他众多独立学科而言也是如此，理论从来不会屈就于某一小部分的逻辑。理论是自足的，是一个逻辑严密，发展完满的场域，并在“开放式概念”中不断寻求闭合的轨迹。
　　伊瑟尔说：“系统只有在关闭的时候才能被贴上理论的标签。”任何单向的对理论的理解都是绝然错误的，理论不止是对已闭合的概念的圈定，也是对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的勾勒，将理论钉死在任意一根木桩上都是愚蠢的做法。理论不仅是自足的，同时也是自产的。
　　在人类社会中，“理论一方面是工具，另一方面也概括了艺术在人类生活中起到的作用”。[4]换言之，理论首先是作为帮助人类阐释和勾勒的思维工具而存在，同时，理论也是作为绘制人类想象力的工具以丰富和坚定人类自身存在动力的工具而存在。也就是说，理论不止是人类的高级思维内容，更成为了人类存在并前进的本初动力之源。
　　理论如此高高在上，以至于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产生畏惧而不敢靠近它。理论的面目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云山雾罩中始终不曾露出它的真面目，犹如迷宫中的宝藏，我们一直以为理论是那尽头深处的宝藏，实际上整个迷宫都是理论所在。
　　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的第一章“理论是什么”中这样形容理论的特征：“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一件容易事。”[5]这至少帮助了我们了解到了理论的如下特点：理论是一种高级思维模式，必须要经过超越低级的思维水平方能获得这种思考能力；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来不是孤立的，关系形成的各种有机组织恰是理论要观照和分析的对象，将研究置于关系场中，正是理论的实践方式；由于理论既是自足的也是自产的，因此至少在相对稳定的闭合期间，理论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并且会随着某一场域发生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保证其逻辑的正确性。理论不是固定不变的既定话语，“话语是决定性的，而理论则是探索性的。”[6]理论可以在任一场域中被应用（或者利用），但是它不受任何场域的拘禁。正因为凌驾于现实具象之上，理论才能在微妙的调整变化中做到自洽与自适。
　　然而理论的兴起却并不是因为其“普适性”（事实上，我们早已清楚不可能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但理论的普适是相对而言的），理论不曾脱离社会现实的土壤才是其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理论的种类繁多，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社会学……每个领域中争论的问题都与理论脱不了干系，因为“它们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作用”。[7]这表明了理论除了能够作为思考工具提供借鉴之外，更日益鲜明地显现出其“阶级性”——掌握知识力量和话语权的人将理论运用成了一种权力，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慎重地反思一下是文化掩盖了权力还是权力绑架了文化，在这里，理论的实用性反倒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概括理论在其备受青睐的时代里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其之所以拥有如此地位则是由其所是——其自身结构模式的生命力——所决定的。
　　我们刚刚描述过理论的不可描述的面貌，但是已经得以对象化的理论则不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理论窥见其部分构造。理论的模式可分为建构性的和操作性的。这种以功能决定的结构模式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其覆盖面达到了最大程度。

   　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可用于对既成作品的认知与分析，所揭示出的是一种经验现实，并可用以推测潜在规律，如格式塔理论即意味着从行为的角度审视表征——进而阐明一些迄今可能上不存在的事物。对规律的把握恰是要减少不确定性的因素。又如精神分析理论对在海洋师范分化和结构化聚焦之间来回摆动的自我节奏的分析与认知属于操作性理论模式，而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则将解读定位为“重新上演一步它不知道的文本”，这就要归属到建构性理论模式之中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