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彼此杂交和渗透的特征，纯粹的自我民族心理走到底是文化的自我封闭。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有其狭隘一面。相反，大幅度地消减自我迎合国际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彼此杂交和渗透的特征，纯粹的自我民族心理走到底是文化的自我封闭。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有其狭隘一面。相反，大幅度地消减自我迎合国际也必然会带来自我的丧失，同样不可取。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找到贴切的契合点，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把自我民族的本土性予以展示并影响世界文化才是当下影人应当思考的问题。文化的“混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也同时影响到了作为文化载体的电影，因而绝对的“本土化”电影和“民族性”电影并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的后殖民语境之中所作的，不应是关闭交流的可能，应当是力求以一种智慧的姿态去与世界“对话”；与此同时，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之避免成为西方文化强势的附庸，并以自己独立的姿态去赢得世界的认同、赞许和互通，并使本民族文化在多元化的当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有这些均是当下影人应当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库斯图里卡电影为鉴，不难得出要发展民族电影的几点启示。
其一，正视差异与辩证地认识电影的全球化。在后殖民主义的认识论中，肯定差异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差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情境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塑造语言，因而也塑造身份含义：每一种对自我的表现本身都带有‘他者’的痕迹。”⑥差异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区分和异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可以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把自我与他者予以联结，它是建构身份与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当前后殖民文化语境之下，我们应意识到，完全脱离全球化影响的本土是不存在的，因此，承认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国的民族电影认识自我；但是，这并不是要我们把自我泯除以完成差距的跨越，削足适履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寸步难行。应在全球与本土之间力争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既在电影的本土性上展现出世界的一面，又能在电影的世界性上呈现出本土特色的一面。
其二，在电影的文化身份构建上，应当深入发掘民族历史和传统思想中关于自我民族品性和精神状态的层面。除库斯图里卡以外，在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伊朗的阿巴斯、越南的陈英雄以及韩国的林权泽这些电影人的身上，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民族历史和内在精神对于一个民族电影文化构建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努力与坚持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但它对民族电影的发展是弥足珍贵的。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压力之下，中国导演所采取的削弱民族性以追求世界化的策略在国际上遇冷也正从反面论证了这一点。中国电影要真正在世界上发展崛起，必须以自我民族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出发找寻自我，从历史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关系中找寻自我言说的出路。
注释：
①②④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7页，第7页。
③ Dina Iordanova：Emir Kusturica,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2年版,第60页。
⑤ 李洋：《我的强大来自于我的虚弱》，《看电影》，2004年第11期。
⑥ ［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作者简介］ 王永收（1982— ），男，山东日照人，南京师范大学影视文学硕士，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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