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重述中的历史踪迹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WWW.NYLW.NET) 作者:王永 发表于:2011-01-31 20:45  点击:
【关健词】《精武门》;《精武英雄》;重述;历史踪迹
[摘 要] 《精武门》与《精武英雄》是两部经典的武侠电影,题材相同,但摄制的时代不同,二者存在着明显的文本间性。由于“叙述文本的年代”的差异,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审美内涵和意味。从两部影片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美学意味的嬗变是历史踪迹的显现

关于武术家霍元甲及其虚构弟子陈真所演绎的“精武门”的故事,成为武侠影视的反复重叙的资源。李小龙、梁小龙、李连杰、甄子丹等功夫影星都曾饰演过陈真这个角色。本文仅就两部经典影片《精武门》(罗维导演,李小龙主演,1972年)与《精武英雄》(陈嘉上导演,李连杰主演,1994年)进行比较分析。
  重要的不是“文本叙述的年代”,而是“叙述文本的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名言揭示了艺术作品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电影叙事也如此。“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电影都将反映特定时代、国家、民族、地域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进而表现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①本文论及的两部电影,其摄制时间相隔20余年,尽管讲述的题材相同,但由于“叙述文本的年代”的差异,便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审美内涵和意味。应该说,一部影片的成功改写,与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审美情趣变迁和敏锐地契合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转换有着直接关系。这种审美意味的嬗变构成了影像文本修辞策略的背景,成为影像文本重叙的控制代码,同时,也是福柯所说的历史“踪迹”(trace)的一种显现。在这两部具有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的电影中,意味的嬗变,或者说,历史踪迹的显现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更新以及为塑造人物形象而进行的情节设置的变化上。
  一、主人公的形象重塑
  两部影片中,陈真都是正面核心形象,但二者有差异。这显在地反映在装束上——在影视作品中,人物的装束要求与人物的“形象”(包括了人物内在的性格、气质、身份等)相契合,亦即服装是非常重要的可视符号,是人物视觉造型的主要表现,是“形象设计”的重要手段。《精武门》中陈真远道归来,虽然一出场着一身白色的中山装,但影片中并没有介绍陈真的身份背景。而之后的情节中,他都是穿着传统的练功服。因此,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习武之人,仅较其他师兄弟武功更高强更勇敢而已。他行动的动力源是为师报仇,即“忠”,为师报仇后,为了不累及精武门,而舍身取“义”(影片的片尾插曲中有“大英雄报师仇救同门”的歌词)。可见,他身上主要体现的,也是影片中所赞颂的就是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忠义”。当然,这部影片中,导演也刻意为他平添了反帝爱国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在公园门口受到穿着和服的日本人的侮辱后,义愤填膺的陈真将其痛殴,并飞身踢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虹口道场出现了俄国大力士的形象,其作为日本人的帮凶最终毙命于陈真手下。而在《精武英雄》中,陈真首次出场就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听讲内燃机(这无疑是先进科技的代表符号)的有关知识。后来怀疑师父死因,他开棺验尸,进行化学检验,情节中出现的试管、白手套鲜明地表现出陈真大胆奉行了“拿来主义”,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由此可见,这是崭新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任侠使气的忠勇武士,而是文武兼备,有理性,深受民主与科学(即“五四”时期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思想熏陶的“先进人物”(或“精英”)。这个新形象也表现在服装设计上,影片中他更多是身着融传统与现代的中山装,西裤白衬衫。他既深得精武传统,又接触到先进知识的形象,他一拳击破师父亲手写的“忍”字,彰显新一代之拼搏进取精神。《精武英雄》的主题也不再仅仅围绕着“忠义”,而将其升华为更深广的民族感情。与《精武门》中陈真为“救同门”而舍身相对照,在《精武英雄》中,陈真主动牺牲是为了避免日本以藤田刚之死为借口发动战争,无疑后者更具远见卓识。且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开放式的,陈真似乎并没有死,而是去东三省参加了抗日的事业。可见,此片中,陈真的形象已较李小龙所塑造的为师复仇的勇武之士形象更加的宏大,成为一位为国为民的精英式的“英雄”,一个全新的“卡里斯玛”形象。
  二、对立面形象的重新设置
  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书写都是一种有意无意地“民族寓言”②,在故事的表述或情感的缝隙间进行艰难而执著的民族自我定位。电影作为“讲述故事”的重要途径,无疑也可视作一种“文学书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寓言”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熏染。这可从对两部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的比较分析看出端倪。
  在《精武门》中,日本人形象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无论是毒害武术宗师霍元甲的日本武馆的头目,还是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日本武士,甚至在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公园门口侮辱陈真的普通日本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日本人多是丑陋猥琐,这显示出了影片摄制时期中国民众对日本人普遍的情感与态度。而这种仇恨与厌恶的情感与态度又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心理的一种折射。在这部电影摄制的时期,无论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中,还是在民族心理中,日本人都是给中国造成重大创伤和耻辱的侵略者形象(“日本鬼子”)。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摄制的《精武英雄》中,日本人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与陈真相恋的日本女子,还是黑龙会总教头船越文夫,甚至是认为毒害霍元甲有辱武士道精神的武馆头目,他们都是善良、正义、甚至睿智的(比如船越)。而作为反面形象的日本人仅仅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和日本军方的代表人物凶狠阴险的藤田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形象设置也是早已与日本恢复正常邦交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和交流愈发紧密且实行改革开放多年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日本的态度的一种缩影。影片中显示出来的对日本的态度,已由单纯的痛恨转变为比较智性的对自身的审视,将对整个日本民族的恶意与仇恨转化为对日本那些具有扩张野心的侵略者的警惕和戒心。这显示着国人博大的胸怀和理性的成熟。
  三、女性意识的凸显
  《精武门》中是一个传统的男性世界,女演员的戏份不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陈真的师妹(苗可秀饰),也是名符其实的“配角儿”(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姓名),影片中并没有给她完整的性格和突出的个性。片中的主线索一直是陈真为师报仇而做出的一系列举动,陈真与师妹的爱情在整个戏中所占分量非常有限。影片中二人的爱情表达非常含蓄,仅仅是眼睛的似有意味的注视和少量有暗示的语言。甚至,在片尾陈真慷慨就义之前,二人也只是默默对视,而师妹竟没有任何的言语、表情和动作。这种不合情理的安排在彰显了陈真的英勇形象的同时,也显示了当时女性意识的淡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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