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电影不是以惯常的向度对历史简单再现，也不是以猎奇的向度虚构历史，而是以辩证的态度表达了创作者对真实的理解、对生活的思考。它的原则是，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
新纪录电影不是以惯常的向度对历史简单再现，也不是以猎奇的向度虚构历史，而是以辩证的态度表达了创作者对真实的理解、对生活的思考。它的原则是，“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师的叙事方法搞清事件的意义。”［3］新纪录电影“故事化”叙事手法的运用不仅使纪录片一改拖沓冗长的节奏，开始变得新鲜生动，而且有利于表现历史纵深感。它的故事化叙事手法主要体现在制造戏剧冲突和风格鲜明的搬演上。
对纪录片娱乐化的指责并不是说纪录片的故事性不重要。而是说不能因为追求戏剧性而对现实随意地篡改和歪曲。戏剧化叙事比平铺直叙的程式化评论更有影响力。迈克•摩尔善于制造戏剧冲突，喜欢将反差强烈的镜头进行交叉剪辑。在《华氏911》中，摩尔将人们遭受9•11袭击之后的恐慌和痛苦与布什迟钝、无能的反应进行并置。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摩尔将****协会主席查尔顿•海斯顿演讲的画面与枪击死难者家属在另一个集会上发言的画面进行了交叉剪辑。在《罗杰和我》中，摩尔将罗杰在圣诞宴会上发表演讲和失业者被赶出住所这两个场景剪辑在了一起。这样剪辑的目的是制造对立的效果，使人们对虚伪、冷酷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产生反感与厌恶的情绪。摩尔的一系列影片的戏剧张力还来自于画面与音乐之间的对立和反差。在《华氏911》中，表现伊拉克平民被炮轰的画面用的是The Bloodhound Gang 乐队的Fire Water Burn。声画对位使讽刺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新纪录电影利用形式多样的叙事手法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多维的、更深层次的真实，引导人们去发现生活“如何成为这样”。新纪录电影的搬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和新功能。从形态上来说，它的表现形式更为多姿多彩，不再是对客观现实的单一复制；从功能上来说，它不只是为了弥合历史的断点，更创造了想象的空间。
尼科尔斯把搬演分为现实主义戏化、典型化、疏离效果、风格化、滑稽模仿与讽刺。埃罗尔•莫里斯在《细细的蓝线》中的搬演采用的是风格化的搬演手法。导演反复搬演了伍德警官在高速公路上被杀的场景。这个场景的搬演多次使用了慢镜头，比如手电筒掉落被摔碎，女同事手中的饮料滑落洒在地上。这些搬演还被配上了菲利普•格拉斯的催眠曲般的原创音乐，具有浓重的表现主义色彩。莫里斯的搬演似乎不是为了再现客观现实的目的，而是在暗示人们过去难以重现，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往往是不可信的。摩尔的搬演手法与莫里斯的有显著的不同，他采用了滑稽模仿与讽刺的搬演手法。比如《科伦拜恩的保龄》以动画片的方式回顾了美国的简史。以一种滑稽的眼光审视了这个既残暴又没有安全感的民族，有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 由此可见，新纪录电影的搬演风格鲜明、意蕴丰富，不是为了蒙蔽观众而是为了给历史去蔽，即除去历史的锈斑。在这里，搬演不仅是一种手段，搬演乃是一种解蔽的方式。
总的说来，新纪录电影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品质。在《细细的蓝线》中，莫里斯风格化的搬演；在摩尔的影片中，导演的现身采访，这些都使观众对影片人为操纵的痕迹一目了然。这种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片实际上是承认了表现历史现实时的局限，提醒观众这是为了建构某种真实而选择和重组事件的过程。正如比尔•尼科尔斯说的那样，“这些新的自省式纪录片把评述和采访、导演的画外音与画面上的插入字幕混杂在一起，从而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纪录片过去总是限于再现，而不是向‘现实’敞开的明亮窗户，导演向来只是参与者——目击者，是主动制造意义和电影化表述的人，而不是一个像在真实生活中那样中立的，无所不知的记者。”［7］自我反射手法通过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从而产生一种间离效果。这种间离效果一方面避免了欺骗观众的危险，一方面启发观众自己去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三、召唤机制的引力
伽达默尔认为作品是一种吁请，一种召唤，依赖于观众的参与，阐释才得以发生。伊塞尔把文学作品看作由许多未定点和意义空白构成的“召唤结构”。由于受到六七十年代诞生的接受美学的影响，新纪录电影更注重观众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尊重观众的智慧，相信观众在参与和读解中能够发现真相。新纪录电影眼中的受众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的那些被动的、容易被操纵和塑造的“单向度”的人，而是具有独立性和反思能力。
新纪录电影善于激发观众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联想去弥补文本空隙。《细细的蓝线》的搬演有意地重复一些细节，引导观众去发现，并自行产生出含义。比如烟头的特写、打字机键盘的特写、缓慢摇摆的时钟、从半空中飞落的饮料。摩尔的影片总是埋伏式地设计多个隐喻点和讽刺点，需要观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它们挖掘出来，产生自己的读解和认识。总而言之，由于这种表现方式更具有凝练性和暗示力，所以加强了观众与影片的互动。
此外，新纪录电影的“作者现身”取代了“作者窥视”，作者的态度不再是格里尔逊式的居高临下，也不是直接电影如“墙上的苍蝇”作“壁上观”，而是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地进行阐释，希望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同。这种寻求认同的过程是“引导性的、开放性的，认同的客体也并非物质世界本身，而是导演的话语方式、主题内涵和个性情感。”［8］为了获得这种认同，使得影片的解说一改一本正经的上帝之声，而是采用个人化、情感化的语气进行暗示和建议。从访谈的形式上来说，本身就增加了影片的民主色彩。一身平民装扮的导演以诚恳、亲和的姿态出镜也使劝说更加容易被接受。
总而言之，新纪录电影不主张用艰深晦涩的方式来表现严肃复杂的历史问题。因为在这个充满符号暴力的后现代社会，单一、乏味的纪实影像已经不能满足习惯了视听刺激的人们。好的纪录片不仅要深刻还要好看，能够吸引观众的影片才有可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人迈克•摩尔一直信奉葛兰西的教诲，“为了说服民众行动，要鼓励知识分子批判性地陈述问题，并采用易于理解的表述形式。”［9］新纪录电影采取故事化叙事，并将纪实段落与大量的娱乐元素（比如脱口秀、音乐电视、特技效果）拼贴，用解构的智慧释放了视听元素蕴藏的无穷的潜能。拼贴、杂耍、反讽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契合了在后现代社会中生活着的人们的接受要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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