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纪录电影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诠释了一个全新的真实观，重新确定了虚构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地位。受新纪录电影理念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纪录片理论由对“真实”的绝对崇拜转向对“真实”的认真反省。我国纪录片终于冲破了纪实的樊笼，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虚构”这一表现手法。一时间，“真实再现”成了时髦风气，对它的使用不再是小心翼翼而是堂而皇之。一些纪录片创作者以“真实再现”来逃避再现现实的艰难险阻，抑或是以虚构来吸引眼球，仅仅为了提高收视率就将纪录片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抛之脑后。无疑，中国对新纪录电影的移植有“取其形，遗其神”的倾向。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似乎要从“纪实”的误区走入“虚构”的怪圈。究其根源，既有客观的社会背景，也有主观的认识问题。在人们的理念中，新纪录电影与娱乐画上了等号，与流于欺骗的形式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对新纪录电影理念与精神的涂改与曲解。
鉴于以上认识的误区，笔者尝试在影像表意的框架之下，探讨新纪录电影这种以虚构为表征的叙事策略与动机,通过对表意症候的解析，挖掘其内涵的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理性价值和独立精神。新纪录电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纪录片创作手段的丰富和表现力的开拓，还在于它“对生活真相的敏锐、勇敢的探索和质疑”［1］。
一、后现代意味的修辞
新纪录电影工作者善于利用视听媒介的优势，发掘影像语言的巨大潜力。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后现代的修辞。对生活碎片的重构看似是浮光掠影，实质上却是精心筹划。在这个超真实时代，“当真实不再是真实时，怀旧之情就会赋予它充盈的意义。”［2］新纪录电影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一方面满足了在后现代生活着的人们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话语表述开拓了一个场域。历史遥不可及，无法重现，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来建构历史，以此来破除对历史一元化的读解，启发观众进行多元思考、培养观众的质疑精神。
在内容表现上，家庭录像、电影片段、电视新闻、广告、音乐电视等不同质感的拾得片段与实时采访、真实再现交杂在一起，没有使影片显得浅陋而平面。反而使述说更显意味深长。
此外，讽刺意味一直贯穿影片。迈克•摩尔的讽刺比较尖刻，而埃罗尔•莫里斯的讽刺比较内敛。因为复杂、棘手的历史问题用一本正经的严肃方式来表现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新纪录电影的一些导演采用了滑稽戏谑的方式，这样使得讽刺更为辛辣，让人们在笑过之后进行反思。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新纪录电影以一种人们更乐于接受的方式来撕破谎言的面具，逼近真实。
在结构上，影片常常罗列不同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追述，这些叙述是竞争性的，观众需要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去判断哪一个真，哪一个假。罗生门式的设计，并不是要走向虚无主义，也并不是放弃了对真实的严肃追求，而是“明显地引入了一种更新的、更偶然的、相对的、后现代的真实，这是一种远未被放弃的真实，当纪录电影传统渐渐消退的时候，这种真实依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3］。
简言之，新纪录电影导演作为反叛传统的实验先锋，他们用别开生面的表意手法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拓展了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虽然在阐释过程中明显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和个人化风格，但是从质疑权威、尊重个性、理解差异上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二、对历史神话的解构
罗兰•巴特认为，神话的任务就是让历史意图披上自然的、合理的外衣。巴特用符号学这一批判武器揭示了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的隐蔽性。主流媒体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它所描述的历史是理所当然的、不容置疑的。历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由于意识形态的隐而不彰，大众容易受到欺骗和蛊惑。新纪录电影致力于运用影像语言的修辞策略，消解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神话，多维度重新阐释历史，刷新记忆。
（一）寻找之旅
新纪录电影中揭示真相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探求真实的旅行。这次旅行的路线即是寻找、求证的路线。新纪录电影导演通过建立一套强大的、论证严密的修辞策略，诉诸逻辑论据和情感论据，引导、劝说观众沿着他的推理和假设，找到历史的真相。
在新纪录电影的影像文本中，作者作为文本的明显存在，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新纪录电影工作者作为辩方的公诉人或代理人，在影片中现身，超越了以往的“他讲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听”，或是“我讲他们的故事给你听”，而是“我讲我们的故事给你听”，“通过讲述包括影片创作者在内的‘我们’，影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亲近性，这种亲近性能够变得非常有说服力。”［4］在迈克•摩尔的影片中总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主体。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影片一开头4分23秒的时候就有了第一人称的解说，“这是我的第一把枪，我迫不及待就想冲出去乱射，那时候感觉超好。十几岁的我已经枪法很准，还赢了全国****协会神射手奖。因为我生在密歇根，爱枪者的天堂。”在《罗杰和我》中，摩尔也是开门见山地进行了自我介绍。
在这段追寻的旅途中，采访是一种很重要的接近真相的方式和策略。它是“经由微妙及其他的方法，访问者引导受访者，提供受访者需要的方向和阻力，以使受访者的底层灵魂浮现”［5］。新纪录电影中的采访，有的是隐性的，比如莫里斯的《细细的蓝线》。有的是显性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影片。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同于直接电影那样把采访当成是展现人物个性的方式，而是把它当成劝服观众的手段，用来呈现各种证据，建构影片的逻辑和框架。纪录片大师比尔•尼科尔斯曾多次强调修辞的作用，他认为，修辞学技巧能够产生逻辑和武力所不易产生的说服力。所以下文笔者试从修辞学这一向度来分析采访的多元功能：（1）建构逻辑链条。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把用于劝服的证据分为两种：一是非人为证据，一是人为证据。人为证据又分为逻辑（logos）、情感（pathos）、信誉(ethos)。逻辑是指以推理的形式进行论证。逻辑证据通常依托于客观事实；情感证据借助的是观众的情感认同；信誉证据借助的是修辞者的良好品德和威信。在《细细的蓝线》中，导演将警察、目击者、律师、原告、被告等被访者的陈述与相关的影像片断相交织，通过呈现一些细节、一些资料与谈话的矛盾之处，让观众自己去发现和推理，从而分辨出哪个说的是真话哪个说的是谎言。新纪录电影认为真理并不存在于对客观现实的机械罗列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与过去不断交织、重复而产生的深度之中；（2）呈现情感证据。20世纪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里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6］她充分肯定了情感在艺术文本中的地位。新纪录电影创作者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人文观照。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他们反抗权威、疏离体制、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新纪录电影的影像书写是带有情感的书写，因此他们创作出来的文本自然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华氏911》在开片43分钟有一个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段落，一位烈士的母亲念了儿子从伊拉克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整篇信以一个无助的孩子的口吻诉说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战争的不满；（3）呈现信誉证据。在迈克•摩尔的影片中，他常常充当采访者的角色，出现在镜头前，他把个人形象作为影片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这个头戴棒球帽、不修边幅的胖子俨然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这样观众自然会对他产生亲切感和信任，他的解说总是以个人化的口吻，态度诚恳，语言幽默，既不矫揉造作也不粉饰太平，使得观众对他的观点感同身受。（二）“故事化”叙事手法的运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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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进行反思和质疑——重读新纪录电影的表意症候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WWW.NYLW.NET) 作者：朱琳 发表于：2011-01-31 20:43 点击：次
【关健词】表意症候；召唤机制；质疑精神
［摘 要］ 在“价值”“意义”为表征的内在精神被消解的娱乐化语境之中，中国对新纪录电影模式“取其形，遗其神”，一部分纪录片在探索真相和承担社会使命面前呈现失语状态。本文尝试对新纪录电影的表意症候进行深入剖析和审视，从而发掘它机体内蕴的精神特质。新纪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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