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制度变迁的类型上考察，按制度变迁的主体，通常可以划分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按制度变迁的速度，可以分为激进式的制度变迁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首先，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自于微观主体或地方政府对潜在利润的追求，改革来自于基层，程序为自下而上，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性质。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推进和实施的制度变迁，它以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程序是自上而下的激进性质的存量革命。两种制度变迁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的。当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问题无法适时地满足社会对制度的需求时，由国家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不足。有些制度供给及其变迁也只能由国家来实施，如法律规则的改变、政府预算制度的调整等。而且，由于制度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提供的。④其次，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是以终极预期目标为参照系数，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步到位安排预算制度方式。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假定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预先设计好终极制度的模型，只能采取需求累增与阶段性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管理改革是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客观需要。首先，我国政府预算存在进行绩效管理改革的制度需求。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维护并追求公共利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对足够且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日益加大。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高效、优质供给，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外部效应，可以有效地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使人们获得更多外部潜在利润。然而，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与政府部门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滞后之间的矛盾却无法回避。社会公众对于政府部门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求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高，这在社会公众的主观层面上，构成了以预算产出与结果绩效为导向的政府预算管理改革制度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其肩负着更多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这同样需要向社会提供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其中既包括实物与劳务供给，也包括政府预算管理这样的制度供给。同时，面对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足量、优质且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政府预算的收支矛盾也在不断深化。因此，如何通过构建一个科学、高效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以达到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促进经济高效发展，有效缓解政府预算收支矛盾等目的，就自然成为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而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正是针对以上的问题积极探索。
　　其次，制度环境的变化促使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个年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到今天仍在继续，且其深度与广度也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这种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必然引起社会各种具体制度安排的显著变革，反映在政府预算管理改革上，就是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显然，公共财政强调政府部门的第一职责是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关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这与过去以预算分配与投入控制为管理核心的建设型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具体的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制度安排上，适应公共财政要求的部门预算支出绩效管理改革必将逐步取代传统投入控制型的预算管理模式，成为在新制度环境下实现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均衡，弥补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供给不足的有益尝试（见图1）。
　　最后，我国部门预算支出绩效管理改革具有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的综合特征，也体现了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特点。一方面，我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具有社会公共需求与政府自身治理机制完善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基础。另一方面，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作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其外部效应显著，任何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个人或组织）无法弥补这种制度供给不足。因此，有必要实行强制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变迁。同时，根据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特点，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自上而下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尽快地消除诱致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制度供给“时滞”问题。⑤此外，立足于部门预算的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以及其区分于绩效预算，但以绩效预算为改革终极目标的预算管理改革尝试，也充分体现了其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特点。
　　四、结语
　　基于绩效管理的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可视为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向真正公共预算管理制度迈进的重要突破口，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特征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预示了未来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乃至政治参与和决策制度的改革路径选择。然而，从制度选择分析到制度变革实践，其过程必将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何正视各种现存的改革障碍，深刻体会局部改革与整体变革的辩证关系，将是决定今后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制度改革进程的关键层面。
　　
　　注释：
　　①科斯、诺斯等在《制度、契约与组织》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流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我们要把传统的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
　　②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预算参与者的行为特征包括：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预算的不确定性等。
　　③显然，林毅夫的观点更好地解释了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
　　
　　参考文献：
　　［1］Mc Cubbins， M.D，and Page，T.“A Theory of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A］.”M.D. Mc Cubbinsand.T. Sullivan. Congress: Structure and Polic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7：25-409.
　　［2］王国顺，周勇，汤捷．交易、治理与经济效率：O.E.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朱琴芬．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