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其真正流行并成为一门新兴经济学分支，引起人们关注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①，并在其理论框架内，研究和评估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但这一制度条件过去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中是被视为“外生变量”不予理会的。显然，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制度是外生的这一新古典假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并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弥补了经济学原存的理论缺陷，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得以增强。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揭示制度的起源和演化、制度的性质与功能及各种制度具体的经济后果，研究领域广泛，其制度分析已经远超出企业和市场范畴，延伸到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等众多领域，并积累了大量文献。其中，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作为公共部门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当前，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也同样处于路径探索和方向选择的重要时点。面对传统投入控制型预算支出管理模式的种种制度性缺陷，如预算支出控制的异化所导致的预算投入与结果的严重脱节；预算支出管理缺乏灵活性，执行效率低下所导致的预算资金供给时效与公共部门事权责任相分离等，如何构建符合公共财政要求，并具有科学理论基础的新型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制度，必将成为未来我国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以下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两个角度，分析基于绩效管理的我国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制度选择。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我国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制度选择
　　交易成本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科斯和康芒斯，主要由威廉姆森发展，并着重分析交易过程中成本约束对交易结果的影响，以及为获得有效结果需要采取的治理机制。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它包括交易准备阶段所花费的成本；交易进行时所发生的谈判和签约成本；利用价格机制对未来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测困难等产生的成本，还有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等。可见，科斯的交易成本含义非常广泛，而且，主要是在研究企业和市场这两种互相替代的制度安排时，考虑如何降低利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而提出的概念。尽管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但将交易成本理论发扬光大，对其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应属威廉姆森。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是指人的智力资源是稀缺的，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机会主义则描述了“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而资产专用性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一特定交易关系。同时，威廉姆森还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契约关系的研究，他指出，实际上，任何关系——经济的，或是其他的，如果可以被描述为契约问题，那就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评价和研究。虽然交易成本理论最初主要是用于解释私人部门中的组织形式，但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交易成本理论已经被应用到公共管理、预算制度、预算执行、政治学和财政政策等多个领域。
　　就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而言，其建立和运作过程当中的交易成本同样客观存在。正如张五常教授所认为的，从广义角度讲，制度是因为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所以交易成本也可称为制度成本。如果将政府预算同样视为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那么，在许多利益主体之间都存在着交易契约，其中包括纳税人、公众及其代理人——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审计监察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财政部门与公共职能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内部组织之间，等等。显然，由于交易契约关系的存在，建立、协商、分配、执行及监督这些契约也就相应形成了各种预算制度交易成本。然而，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传统投入控制型预算支出管理模式是难以有效降低预算制度中的交易成本的。第一，根据有限理性假设，预算决策者无法了解预算中的所有支出细节，因此，通过细致、全面的预算管理规则制定，对预算投入进行严格控制，每个预算环节都要做到对规则和程序的遵守，以保证预算按原计划执行。可见，传统预算支出管理模式的执行与监督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第二，虽然传统投入控制型预算支出管理模式强调严格的预算投入控制，但由于无法避免预算参与者的机会主义倾向，且控制不到位情况的时常出现，往往使得预算管理交易成本不降反升。因此，当前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克服传统预算支出管理模式的缺陷，努力降低预算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支出效益。
　　首先，让我们以构建模型的方法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选择。从众多有关探讨交易成本的文献中，结合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借用麦克库宾斯（Mc Cubbins）和佩奇（Page）[1]的研究方法建立模型。
　　假定1：在政府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选择中，立法机构或制度决策者只面临投入控制制度成本（LC）和绩效管理制度成本（AC）两种制度交易成本，即两种制度同时存在，并且可以通过各种投入控制手段（P）和绩效管理手段（D）的改变来降低以上制度成本。
　　假定2：更广泛的绩效管理手段的应用增大了D，并且以增加绩效管理制度成本的代价有效降低了投入控制制度成本。同理，更深程度的投入控制增大了P，并以增加投入控制制度成本的代价降低了绩效管理制度成本。
　　假定3：降低投入控制制度成本LC的最好手段是D，降低绩效管理制度成本AC的最好手段是P，且D、P在{0，1}区间内变化。
　　于是，部门预算支出管理的制度选择问题就转化为：
　　在满足LC=mP-nD，且AC=vD-qP的条件下，选择D{0，1}，P{0，1}使Y=LC+AC最小化。这里的m、v是加大P对LC和AC产生的效用，n、q则是加大D对LC和AC产生的效用。
　　代换LC和AC可得以D和P为条件的Y:
　　Y=（m-q）P+（v-n）D
　　可见，P与D的变化对总交易成本Y的效用，是各自变化对两种制度交易成本（m-q）和（v-n）的效用之和。P与D的变化（dD）与（dP）产生的总交易成本的改变（dY）是：
　　dY=dLC+dAC
　　=（LC/P dP+LC/dD dD）+（AC/P dP+AC/D dD）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