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女面前，德平更是一个无法超越的伟大母亲。
　　宁子庚的人物设置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很早就在文本中夭折了。作为德平的长子宁子庚的意义就在于他也同样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思想，争取民主革命的富家子弟。他死在了武昌起义的战场上。他接受的教育绝不是那个永远甘于平庸永不为官的宁汝成的思想。
　　宁子萱接受的是母亲的大家闺秀文化。尽管德平的生存哲学一直试图传导给她，但宁子萱没有母亲那样坚忍与顽强，他也没有父亲那种承受屈辱的胸襟，她在得知自己染上梅毒后便执意求死。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虽然是母女两代人，但是宁子萱无法像德平一样能够承载苦难。一个女人最大的难言之苦可能就是贞洁受损，然而德平在逆境之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并且运用自己的智慧，她内心所承受的煎熬虽未得以表现，但以德平刚烈的性格不难想象出她也一定经受了极大的煎熬。在子寒的婚事上，德平则又表现出了封建家长的强权一面。虽然子寒对青云情有独钟，但德平仍然坚持事先看好的梅生。即便子寒喜欢青云，向往自由恋爱不愿意接受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不过德平在子寒婚姻大事上表现出的专断又似乎能够得到充分理解，其一，梅生与子寒有婚约在先；其二，事实证明梅生却是贤惠持家的好女人。
　　（二）依附求生的“流人”之后
　　作为“流人”的后代，宁汝成的性格被作者硬性地赋予了懦弱与顺从。但我觉得，宁汝成的性格特点并非是典型的“流人”性格。因为“流人” 的身份并非天生，甚至可以说“流人”有很多都是因言获罪，“流人”中必定有为数不少的人敢于发表自己政见，得罪权贵。所以说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他更有可能的是继承祖先刚正不阿的一面。可能是作者对德平过于偏爱，甚至不惜丑化宁汝成来达到反衬的目的，而“流人”被贬的经历以及在来到卜奎城后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的变化都是值得思考和发掘的潜在问题。
　　宁汝成这个“流人”后代的典型性有多强且不讨论，但宁汝成更多地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其说他是懦弱和顺从，不如将他的特点定性为依附性，“流人”的文化修养不具备启蒙的功效，就如同诗人想教鄂小挑写诗却不成的事实，“流人”在卜奎的贵族身边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在异域他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宁汝成在夫妻关系中无法处于支配地位，在这里倒不是硬要拿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去对宁汝成进行苛刻的身份对比，只不过这种夫妻地位决定了他的悲剧一生，甚至他退化到要靠德平作为精神支柱。宁汝成同时还是一个缺少耻感的人，偶尔激起的羞愤也不足以让他真正强硬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当德平被绑架后他只能自欺欺人地写寻人的告示，手里拿起土铳却没有勇气射向邓龙。与其相对给他制造对比差异的是邓龙，在德平身上他用流氓的匪性完成了对德平的强势占有，这更是宁汝成的人生悲剧，他被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戴了“绿帽子”，这成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嘲讽。
　　宁汝成不愿做官，或者说是一种源于“流人”的后怕心理。在遭受迫害和颠沛流离的磨难后，相信大部分“流人”都有了对封建权利的敬畏和恐惧，转而在丹青书卷中快意人生，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但“流人”的软弱、顺从也好，依附也罢，在完全地融入卜奎这个大环境后，“流人”的这种精神气质就不会再遗传下去。
　　《风刮卜奎》取得了成功，荣获了曹禺戏剧奖等荣誉。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风刮卜奎》并不具备史诗的某些特质，但我觉得于齐齐哈尔的来讲，这个剧本具有史诗格调，卜奎城的前尘往事在这部剧本中得到了最佳的艺术表现。
　　当然，剧本中也有让人疑惑之处，比如宁子庚这个人物的设置显得有些多余，在文本中看不出有太大的角色作用；剧本的容量还是太小，未能将德平外的其他人物刻画得更加饱满。总之，卜奎因流人带来的文明而走向兴盛，张明媛通过《风刮卜奎》也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创作反映齐齐哈尔（或曰卜奎）的文学作品都能从该剧中受益。
　　〔参考文献〕
　　〔1〕云峰，辛艳.张明媛——共名式话语的实践者〔J〕.剧作家,2005,（04）.
　　〔2〕谭湘竹.文化是挡不住的——访风刮卜奎编剧张明媛〔N〕.黑龙江日报,20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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