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进屋后就坐在了沙发上,谁知屁股还没捂热,阿姨马上叫我们站起来,然后用消毒水在沙发上使劲的抹了半天,才不冷不热的甩下一句话外面有板凳,到外面坐,那时我就开始恨阿姨了。由于舅舅不在家,阿姨不让我
“我和姐姐进屋后就坐在了沙发上,谁知屁股还没捂热,阿姨马上叫我们站起来,然后用消毒水在沙发上使劲的抹了半天,才不冷不热的甩下一句话‘外面有板凳,到外面坐’,那时我就开始恨阿姨了。由于舅舅不在家,阿姨不让我们进屋,我和姐姐抱着蜷在了一起。”(留守儿童杨玲)
“有着丑恶嘴脸的阿姨”只是诸多歧视农村人的城市人现象的一个具象表现,是现阶段城乡巨大差异存在状况下,给留守儿童入城经历留下阴影和不好回忆的各种不平等待遇的一个缩影。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平等,使城市人将自己与农村人放在一起作对比时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为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添加了一份沉重的心理负担。“城市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也成为了农村人对于城市人最为普遍的评价。3、有好有坏的房东,和蔼可亲的邻居
住宿是农村人到城市打工最没有保障的物质条件。高额的房租,让农民工不得不选择城市的边缘角落勉强生活。要想在房价日益见涨的中国都市里生存下去,买不起房的农民工们往往只有选择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划出很大一部分来支付昂贵的房租。每次缴纳房租都是农民工肉疼心疼的时刻,也是最直接造成农民工与房东之间矛盾的原因。遇到和气的房东,好话好说地还能处得不错,而遇到脾气不好,又瞧不起农村人的房东,往往让农民工兄弟们把气往肚子里咽。随着父母进城生活一段时间的留守儿童们与父母感同身受,房东和周围的邻居也成为他们心目中城市人印象的一部分。
4、为抗震救灾、希望工程捐钱捐物的好心人
“城里人也有好人,他们捐钱捐衣,帮助难民重整家园,因为他们生活在城里,交通便利,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走到了救灾现场,帮助救灾,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他们的双手被碎石瓦砾扎得千疮百孔,血流不止,但他们没有退缩,仍然坚持着,因为他们是在救人,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啊!当我从电视上现场直播那些本来娇生惯养的城里人在灾难后赶去救援,浑身上下脏乱不堪,那一刻,我感动的泪水都流下来了,那一句话说得好啊!“地震无情,人间有情,中国人民在一起。”是啊,人间有情!人间也有爱啊!城里人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无情无义,其实他们与我们只是有那么一层薄雾遮着,让我们看不清城里人的真正模样,便妄下了断定,现在雾散了,太阳也出来了,一切都明白了。”
关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新闻报道将整个中国的心揪在了一起,在汶川,玉树人民需要帮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留守儿童们通过电视,报纸媒介了解到爱心行动的存在,而这种正面积极的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留守儿童心目中以往自私自利的城市人形象,让记忆中冰冷的水泥森林也多出一片暖意。
透过研究发现,没有入城经历的留守儿童对城市人的认知行为主要基于从电视媒介和与周围人的沟通上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在被传播出来之前,就已经被赋予了诸如“好与坏,爱与憎”等明显的感情色彩。留守儿童们将这些经过“把关人”重新组织的信息提取到脑海之中用以构架自己对于城市人的印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印象不断被好与坏的标准界定开来,形成了两个少有交集的概念范围,也就是“好人就是好,坏人就是坏”这种棱角分明的概念划分,由此而达到一种认知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因为其对于城市人好坏的概念划分过于明确,而往往显得比较短暂和脆弱,一旦留守儿童受到某些强烈的信息刺激,比如入城生活中遇到某些不好的经历,或者亲身看到抗震救灾的爱心活动,这种认知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亲身经验作为认知的一种途径,要比其他的途径更为强烈,更为贴切、也更为持久,极易使他们的认知结果发生一边倒的颠覆,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着入城经历的留守儿童容易在遇到一些不好的遭遇过后骤然地对于城市人的看法充斥了全篇幅的负面感情,到后来回到农村生活的他们对于城市的负面认知变得更加牢固,因此就有了我们在日记和作文资料中看到的那种以偏概全的厌恶或者推崇。
四、本文的不足之处
在样本资料的选择上,因为人力物力有限,样本的选择没有能很好的达到广泛性和丰富性的要求。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本文在内容分析法针对文字资料研究存在单一性和一定的主观性,如果有访谈,问卷的资料加入,相信能够更加透彻地阐释留守儿童对于城市的认知过程。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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