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期，缘于对传统公共行政的不满，以及美国现实政治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D.Waldo带领青年公共行政学者掀起了一场批判与反思老公共行政的风潮，这场反思运动最终促成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诞生。
　　一、价值承诺
　　“新公共行政”学派最为令人瞩目之旗帜，无疑乃是在传统公共行政学追求效率、经济与生产力的背景下，重新定向了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强调公共行政在古典目标的基础上应着力追求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理念无疑是新公共行政学派倡导的核心价值。对这一理念我们应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这种对社会公平的追求首先意味着对传统公共行政的高度背离。新公共行政打破了传统两分法的这种假想，而强调事实存在的是“政策—行政连续体”，行政人员同时在执行和制定政策。新公共行政认为，从规范层面而言，行政人员也不应是中立的，而应当把优良管理与社会公平内化为恒久的价值、终极的目标或者立足的基石。
　　（二）将社会公平的价值嵌入到公共行政体系的运作中来。这就自然牵出了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如果公共行政仅以效率和经济为指引，那么公平问题也就会被模糊和忽视，而这将导致严重的政策后果——公共服务的非公平分配。因此，公共行政必须考虑“良善管理是为谁？效率追求是为谁？”的问题，在公共服务理想中融入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而这种逻辑推演离不开《正义论》的知识基础。因此Hart认为，正义论提供了“公共行政的专业律则，此即对社会公平的承诺”。
　　二、理念运作
　　有了对社会公平的价值承诺，则需要考虑这种理念的现实运作问题。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个人和组织两方面的考虑来贯彻和运作社会公平的理念。个人方面，新公共行政学派关注的公职人员的角色定位问题。公职人员应当“倾心发展和捍卫公平的标准与措施，并且深入体认公共服务对公民尊严与福祉的影响”，这是“公务人员责无旁贷的天职”。这一伦理责任维度的要求又引出公务人员行为的变化。公务人员应当成为民选官员的伙伴，直接参与到对社会公众需求的回应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听从官僚组织内部的长官意志。这就意味着一种公共服务伦理的进化。
　　对于公共组织而言，新公共行政同样思虑甚多。对于新公共行政而言，理解公共组织必须有一个组织环境的视角，要审视组织外部环境的变迁并对之予以回应。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组织面临的是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环境，从而导致组织需要永恒动态的变迁过程。组织必须不断变革来回应环境的快速变迁，因而新公共行政是“变革取向”的，主张公共组织应当借助于发展能够辨识效率的标准，以及能够因应变革、快速变迁的制度化管道，来增进组织的回应能力。新公共行政则意识到了回应对象的复杂性特征，应回应大多数人民的需求，也要兼顾缺乏地位的少数者，同时又要回应有权力的弱势群体”。这就要求公共组织一方面要适应议员和行政首长的变迁，另一方面又要和弱势群体、利益团体共事。
　　要实现组织变革，既需要组织成员的变革，也需要组织结构和规则设计的变革，而且后者应早于前者发生。为此，新公共行政梳理了五种组织结构模型：行政分权模型、邻里控制模型、矩阵模型、联邦模型以及协商模型。这些结构模型并非仅是理论阐释，也是对美国大部分都会区内组织发展的经验萃取。这些结构模型代表了新公共行政对现代组织复杂性的一种理解——仅仅是把公共组织解释成为层级节制模型的时代已经逝去了——现代公共组织的特征是“结构性动态”，结构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结构并非一定是科层制的而可能是其它形式。
　　三、思考与启示
　　“新公共行政”以对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为核心，将公共行政看作执行个人、团体、社会阶级及整体社会价值或偏好的媒介，并坚持将政治与行政组织看作行政道德的最佳守护者。这种对公平、民主和伦理维度的重视使得公共行政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了生机。在思考公共行政中的大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新公共行政将“社会公平”这一价值问题看作是公共行政中的大问题，并以此理念为指引，对公共组织结构、公务人员角色等进行重新设计和定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论流派。反观当前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与此相伴生的各种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风起云涌，“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没有对公平正义的信仰，社会秩序必将遭到瓦解，政治权威并将受到挑战。在重塑社会公平的过程中，公共行政也应当反思和重构自身的角色和边界，为实现以公平为基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美]康特妮,马克?霍哲,张梦中.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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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