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产生于先秦，他们是社会大变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王朝的更迭，其性质与特征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游侠是时代的产物，探究西汉一朝游侠，我们得以管窥汉王朝统治之中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本文拟以西汉一朝游侠为中心视角，从其社会关系以及演变来观察西汉王朝的政治以及社会特点以及隐含于其中的危机，从而也为汉代历史的兴衰发展做一个注脚。
　　 一、西汉游侠的权力与社会基础
　　 游侠于先秦前已经产生，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迭，游侠的性质以及势力范围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游侠的出身不同和在社会动荡中的沉浮变迁，到西汉一朝，游侠群体已经渐渐分化为上下两个阶层，上层的侠成为著名的豪侠，下层的游侠则是一些依附于上层游侠的游民无赖之徒，而各个豪侠也形成一个权力中心。
　　 西汉豪侠有强盛的地方势力，他们占据某地和某领域，在其实力范围内形成一种强者秩序。据《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记载，西汉初期，地方豪侠有“鲁朱家者”、“楚田仲”、“洛阳剧孟”、“符离人王孟”、“济南瞷氏”、“陈国周庸”、“代郡诸白”、“梁国韩无辟”、“阳翟薛兄”、“陕地韩（寒）孺”①等。西汉中期，有“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倪长卿”、“东阳陈君孺”、“南阳赵调之徒”②等。西汉末年，地方豪侠蜂拥而起，“郡国处处有豪杰，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③，其余则无足道也。由上可见西汉时游侠已经向豪强化迈进，他们长期凝滞于某地成为地方的一种势力，某种程度上成为地方的一种权力中心。游侠除了在大的区域范围拥有其权势之外，在诸如京师这样的大城市，也分别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社、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④，东、南、西、北京师诸道皆有其各自的势力范围。汉书中描述到：“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⑤，如万章是长安城西细柳仓柳市的豪侠，东市贾万、杜陵杨章都是某个群小范围的头目。如此看来，大至郡国，小至街巷，豪侠的势力分布于其中，形成一个由上至下的势力范围网，而各个层级的游侠都是自己范围之内的权力中心。
　　 由上论述，我们看到西汉的游侠已从先秦游侠无长期的固定住处、四处漂泊、周游列国的行侠方式，转变为有相对稳定的出入地点、势力范围和长期经营的社会组织这样的一种活动方式。游侠势力在西汉已经形成一种私权力，其是权力的中心个体即是权力的拥有方与施与方，它对社会人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在其周围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群小势力集团，从而他们拥有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能为社会所仰赖的一种个人权威。
　　 二、汉游侠与富豪权贵的关系
　　 随着汉代游侠阶层势力的扩大，一些拥有军政大权的官宦权贵十分注意民间游侠势力的发展，他们超越门第的差异去积极结交地方上的豪杰。汉初，许多怀有政治野心的权贵、宦官、外戚积极与游侠势力相勾结。汉景帝时，吴楚等七王叛乱，刚刚建立不久的刘姓王朝处于动荡之中。条侯周亚夫被汉景帝任命为太尉，全权主持军政要务，统帅全国军队出兵平叛。在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周亚夫将目光投向了拥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游侠剧孟：“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⑥在估量了游侠势力的社会力量之后，当政的西汉权贵，不惜屈己和颜，结交地方上的著名大侠。剧孟母亲病故，自远方来送丧的车辆多达千乘，其中不少是贵族官宦。
　　 西汉大将卫青与豪侠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汉武帝为了打击豪侠势力，曾将大批豪侠迁徙至茂陵，著名游侠郭解亦在其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⑦由此卫青与郭解的交情可见一斑。随后《史记》中记述到：“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⑧可见诸权贵与郭解也有不菲之交情，且随着郭解这个权力中心的移动，更多群体势力也争相向其靠拢。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两汉宗室与外家、皇权与地方势力的权力斗争激烈化，诸王外藩、宦官外戚、豪族大姓渐渐成为皇权的离心力量，他们视游侠阶层为可用的社会力量。采用尚侠、崇侠等方式介入游侠阶层，力图将它们改造成为皇权系统外的可以依傍的社会基本势力。而游侠势力与权贵势力的结合则形成了一种皇权以外的强者势力，此种强者秩序可以说严重威胁到国家秩序的维持。
　　 三、西汉游侠与平民的关系
　　 从先秦到汉王朝的建立，社会急剧变动，社会成员的集团构成及其利益的再组合与再分配必然会被重新提出，而西汉游侠势力则是作为一种社会制约力存在于民间。从《史记》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平民为难之时则是求助于游侠：“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期间，乃听之。’”⑨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郭解作为豪侠不仅借助交往替人复仇，同时还作为中间调解人介入他家的仇雠关系中，担负和解人这么一个角色，这也可以说是游侠对社会秩序发生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在司马迁《游侠列传》的序中时也提及了游侠此种社会正功能的作用：“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⑩
　　 如所周知在政治清明祥和，国家基层建设完备的社会里，即使间或有局部不能调和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秩序化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有背乱正义的现象发生，也可以通过权力机关的秉公执法予以制止。但在西汉一朝，我们看到一些民间纠纷的解决是通过诉诸游侠而非国家机构，游侠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由此看来西汉的政权建设不完全，各种体制结构的运作仍有很多痼疾，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还不是那么的强劲。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