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文化心态嬗变的规律的作用,也由于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文化经验、文化心理、文化情感、文化认知以及社会舆论等作为文化基础层面的文化要素之间面临着冲突甚至对立,因而在这一文化冲突与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互动
由于社会文化心态嬗变的规律的作用,也由于社会转型期人们在文化经验、文化心理、文化情感、文化认知以及社会舆论等作为文化基础层面的文化要素之间面临着冲突甚至对立,因而在这一文化冲突与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互动过程中,会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相互冲突的社会文化心态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和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着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内部要素之间会进行自组织活动从而使各要素之间关系趋于有序化,外部社会组织有意识的引导和调适活动也会使社会文化心态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功能进行重组与建构,从而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二是,相互冲突的社会文化心态之间及其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由于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而存在着发散式(指一个要素的运动变化引发周围要素的运动变化,进而一层一层向外辐射引发外层多个要素的振荡,即为发散式感应)、会聚式(指多个要素的运动变化都会聚指向一个中心要素,一级一级引发中心要素产生剧烈振荡的感应方式)或网络状(指每个要素的运动变化会引发多个要素的运动变化,同时自身也受到多个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各要素之间互动感应,纵横交叉,形成网络状的感应方式)的多重传感效应,因而有可能因不同社会思潮某一要素之间力量的彼此协同而产生轰动效应,也有可能因不同社会思潮同一要素之间力量的彼此抵消而迅即潮落潮去。
依据社会文化心态嬗变的两种主要规律,及其在与基础层面的文化要素之间的文化冲突的互动过程中的两个主要表现,我们发现,社会文化心态的变迁客观存在着正值效应和负值效应、建设性轰动效应和破坏性轰动效应这两种性质和方向相反的结果。当社会文化心态系统诸要素之间发生协同作用、并朝着符合社会政治组织愿望和社会变革主流方向时,可以说它发生了正值效应,其所引起的共振和多重传感效应可称作是建设性轰动效应。反之,当社会文化心态系统诸要素之间发生耗散作用,或者虽然发生了协同作用但并不是朝着符合社会政治组织愿望和社会变革主流方向时,可以说它发生了负值效应,其所引起的共振和多重传感效应可称作是破坏性轰动效应。
了解文化经验与文化知识层面的社会思潮的观念建构方式及其特点,需要我们积极发挥和引导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正值效应和建设性轰动效应,调适和整合其负值影响和破坏性轰动效应,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推动社会思潮与社会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朝着健康的、促进社会前进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价值取向层面的社会思潮的观念建构方式:文化主体成长与文化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多样态社会思潮碰撞中的文化主体性的生长发育与文化选择模式建构之间的相互促进,构成了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信仰层面的社会思潮的观念建构方式。
经过基础层面的社会文化心态变迁,以及在这一文化经验和文化知识层面上产生的文化冲突与整合,人类的文化理性不断地进行反思,在不同社会思潮的碰撞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自觉、催动了文化主体性的发育成长,社会思潮的观念建构方式由此进入了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信仰层面。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2] 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是在对自己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求得自明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求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行自主的文化选择、传播和创新。社会转型期的文化WWW.NYLW.NET自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层面向社会思潮的层面的主动延展,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由主流文化的领导层积极发起的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二是,从社会思潮层面向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引导上升,比如对我国当代具有不同程度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危害的揭露,从而更加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念,就是由社会思潮层面向主流思想文化层面的正确理性引导的结果。这两种形式的文化自觉的共同点在于:其中都包含着社会主体和个体主体的双重觉醒,而只有主体的觉醒才能真正推动文化自觉进程。而主体的觉醒和生长最重要的表现是主体的选择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主体的选择性是指主体在文化实践中根据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来确立发展目标、注重价值选择。主体的能动性是指文化主体具有自觉的能动意识,不是被动地维护现有的文化体系或机械地接受新的文化传播,而是审时度势地、积极主动地影响及改造现有文化体系,促使其主动吸收和融合新的文化因子。主体的创造性是指文化主体在文化塑造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具有改造、超越旧的文化系统,构建新的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体系的功能。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在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是人生存意义的表征,人在社会思潮涌动所带来的文化变迁、文化重塑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从而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康德说过,文化就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3],在他那里,这种创造的指向是以理性、道德和审美为标志的内在人格的自我完善,尤其是个体对于人类的真善美理想的自觉的人格确证。
在不同的时代,文化主体的生长发育与其所处的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不同理解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的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各种思潮激荡下的主体觉醒中,个体的自主选择性的增强与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则构成了个体主体性的重要内容。主体性的成长带来了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选择模式的建构,这种文化选择模式内在地包含着对于文化精神、文化价值、价值取向体系、文化习惯、文化信仰等方面的总体性选择,因而一个特定的文化选择模式的完全建立,往往意味着旧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转型和文化主体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确立。
了解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信仰层面的社会思潮的观念建构方式,需要我们要善于尊重人民群众这一文化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包容并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信仰,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和共享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当代中国以人民群众为文化主体的主体性的发育成长。同时,也要在文化选择模式的建构上,按照总体性选择的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先进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对不同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和整合,促进社会主体和个体主体的双重文化自觉,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三、文化生活方式层面的社会思潮的观念建构方式: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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