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偷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农村和城市当中。对于偷盗行为的治理，构成了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农村，偷盗行为是一种广为存在的现象，对于这种行为的治理，构成了村庄管理和基层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国家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政治教育和刑法制裁，在大部分时期，这两种策略交互使用进行偷盗的治理，但是，在不同时期，这两种策略分别占据了不同的主导地位。在改革开饭以前的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于农村偷盗的治理，主要采取了政治教育附加刑法制裁的方式；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建设法治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进而将偷盗行为纳入到这种法治化的进程当中，对之采取一种法律制裁的手段。这种策略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国家在治理话语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到了对农村偷盗行为的治理，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从整体上来说，是和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乡村的不断渗透是相关的。本文将结合具体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文章将对集体化时期对农村的偷盗治理进行描述；其次，将对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偷盗治理进行描述；再次，文章将对这种转变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原因，并对原因进行解读；最后，文章将提出结论。
　　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偷盗治理
　　 集体化时期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另外一种界定，时间主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这段时期，国家对农村的偷盗治理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和国家在其他领域展开的其他政治活动相互一致的，是政治活动、革命活动在乡村的一种延伸。同时，在这段时期，集体化导致了乡土社会中财产所有结构的变革，在以往的乡村中，私有财产占了主导地位，而在集体化时期，国家通过采取没收地主财产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共有财产在乡村的主导地位，农民的私有财产反而占据了次要地位。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偷盗治理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
　　 在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偷盗行为广泛存在，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甚至当时流行一句话“社员个个都是贼”。农民的这种偷盗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偷盗的客体。在集体化时期，农民偷盗的对象主要是粮食、蔬菜和生活物件，其中，粮食是主要方面。另外，生活物件包括锅、盆、铁锹、耕牛等。1二是偷盗的对象。在这个时期，农民所偷盗的粮食、蔬菜和生活物件等财产大多属于国家财产，这些财产或是集体所有，或是国家所有。这是该时期的偷盗行为和现阶段的偷盗行为最大的不同点之一。2在现代社会，偷盗主要是针对私人所有财产。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乡村财产所有结构的变化。在集体化时期，集体所有的财产是乡村财产的主要来源，集体财产包括土地上所种的蔬菜、粮食，和村庄、乡镇的公共设施和用品，比如电视机、收音机、电线等等。这些财产广泛存在于农村社会当中，成为了农民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主要对象。但是，在1978年以后，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往农村土地上所产的农产品就成为了私人的财产，同时，随着其他措施的展开，集体财产在乡村社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导致在乡村社会中，农民日常所触及到的大多是其他农民私有的财产，而且，这种财产处在其所有者的严密监控和保护之下。三是偷盗的主体。在这个时期，偷盗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在这之中，包括村庄干部、贫农、中农、富农，甚至还包括了插队进行农村成为农民的城市知识青年。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村庄干部和富裕农民、城市知识青年也参与了偷盗行为，同时，作为偷盗治理者的村庄干部，同实施偷盗行为的农民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四是偷盗的规模。从乡村角度来讲，在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偷盗行为是广泛存在的，正如上文中所说“社员个个都是贼”，大部分的农民参与了偷盗行为；3从农民角度上来讲，则分为两个主体，一个是惯偷，另一个是非经常性偷盗者。在这里，惯偷是乡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类群体当中，偷盗和其本业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形成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4而且，这类群体在乡村社会中是公开的，村民对这类群体的成员都了解。同时，这类群体大多受到了国家的制裁和政治教育，但是，这些方式并未对其偷盗行为产生影响。其实，惯偷和非经常性偷盗者构成了一个链条，惯偷处于这个链条的端点之上，大部分的农民都分布在这条链条的不同点之上。
　　 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农村的这种偷盗行为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治理手段：政治教育，同时，这种手段是建立在一种分类治理的基础之上。首先，依照国家的意识形态，农民被分为几个类别，其中包括干部、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其中，关于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毛泽东关于农民的论述，在其思想当中，依照革命态度、财产结构和村庄地位，农民可以被分为上述类别，进而，国家对不同类别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其中，富农和地主被认定为村庄的“坏分子”，而成为专政的对象。5另外，作为村庄的管理者，在国家发动的对干部的革命中，干部也极易被作为村庄的“坏分子”。6其次，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偷盗行为，国家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治教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写检查、通报批评和进行批斗，其中批斗的方式主要有拘禁和殴打等措施。其实，偷盗只是导致政治教育的行为之一，在此处，偷盗被作为“破坏行为”的一种，政治教育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破坏行为”的。与此相对的是，对于其他偷盗者，国家则采取了一种模糊的态度，对于那些大量实际中存在的偷盗行为，国家并未进行追查，对于现场发现和抓获的偷盗者，国家仅仅采取轻微的政治教育措施，比如写检查、通报批评等。再次，国家的这种治理随着历次政治运动呈现出一种此起彼伏的状态。在平常时期，对村庄偷盗行为的治理，大多采取比较轻微的政治教育措施，同时，在这种治理中，对于村庄“坏分子”的治理也不会过于严厉。但是，在政治运动期间，偷盗行为被作为进行政治整肃和批斗的一个重要依据，进而被作为对村庄的破坏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政治教育。同时，相对于其他人，“坏分子”也受到相对严厉的教育措施。7最后，国家司法在此处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法院、检察院体系，对犯罪行为进行司法制裁；同时，在基层设立了公安局和派出所，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强制和处罚。但是，这种正式的国家治理只是扮演了一种“最终制裁者”的角色。只有那些政治教育措施已经无法匹配其 “破坏行为”或是无法终止这种行为的偷盗者，才会被移交到法院，进行更为严厉的国家制裁。而进入这个环节的人，大多是村庄的“坏分子”。8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