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界定“社会包容”一词的时候,有必要提及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词,那就是“社会排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包容”一词所承载的伟大政治抱负。这一政治抱负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克劳德·尼科莱特(Claude Nicolet)所说的“共和的构想”(Idée Républicaine)
Nicolet Claude, L′idée républicaine en France,essai d′histoire critique,Paris, Gallimard, 1982
;它也亦如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的“人类发展”
Sen Amartya,Development as Freedo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简而言之,“社会包容”一词意味着社会关联,这就好比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于“团结”的界定
Durkheim Emile,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37 (1ère édition 1983)
。实质上这一界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的,涂尔干认为“团结”这一社会关系,最终将演变为一种永恒的形式存在。我们对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认识正是对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的考察。
一、对“社会排斥”界定的思考
有人可能会认为,所谓的“社会包容”政策就是反对“社会排斥”的相关政策。但是在我看来,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某些方面,这甚至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社会排斥”一词的相关界定早已完善,我们认为它是用于分析贫乏、苦难及不幸等状况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社会排斥”是一个与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等相关的概念。物质匮乏,主要涉及收入不足、无家可归(没有住所)等等;而精神贫乏,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缺失,好比在失业的情况下失去专业领域根基的个体,亦或是家庭破裂的情况等等。我们在此所谈及的“社会排斥”也可理解为一种边缘化的情境,用来刻画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社会排斥”一词是由社会关联存在的不确定性来界定的,它也可能会导致如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说的“社会的去参与化”(Désaffilialisation sociale)情况的发生
Castel Robert,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Paris, Fayard, 1995
。
生活在“社会排斥”中的个体们是因为某些原因被束缚在了物质或精神的困乏的情境中,他们偏离了“正常”社会生活的轨道。这也印证了“融入政策”(une politique d’“insertion”)以及“再融入政策”(une politique de “réinsertion”)的社会必要性。刑满释放人员面临的情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的“社会融入政策”以及“社会再融入政策”旨在帮助这些被社会所排斥的个体重返其社会位置,重拾其正常的生活方式。比如,为他们提供住所等等,还包括一些扶持重组新家庭的相关方案及政策。这些相关政策的目标群体十分明确,它们只涉及国家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法国,这些相关政策涉及到了成千上万人,但是和法国近6600万的总人口相比,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当我们谈及“社会排斥”一词时,我们常常会忽略“社会包容”政策的维度。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包容”所涉及的情境并没有被排斥,那么所谓的包容也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人尽皆知、显而易见的情况。“社会排斥”一词的出现意味着国家赋予其自身将被排斥群体带回正常社会生活轨道的使命。换言之,公共行为被视为了一种“矫正行动”,它用以纠正自发性的社会机制,这一社会机制使得大部分人能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小部分被排斥的个体生活在社会边缘。
二、 社会包容:一种社会关联的动态视角
“社会包容”一词的概念决不能简化为一种正常稳定社会状况的描述。它涉及全体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转变或强化的过程,包括那些并没有被排斥的个体及群体。阿马蒂亚·森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女性群体社会关系的动态演变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妇女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她们要打理家务、做饭及照顾孩子。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说这是一种社会排斥,但是妇女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她们必须不断回应着他们的丈夫、孩子以及双方父母们的各种需求。阿马蒂亚·森研究表明那些在外工作的妇女比起留在家中承担大家族服务工作的妇女要更为健康。这也正解释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那就是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们与强加于她们身上做家务的义务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她们可以开始考虑自身,而不是全身心地聚焦在为家族其他成员服务上。因为她们有工资收入,所以她们在家庭中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她们可以与丈夫一起讨论家庭中的各项决定,她们甚至可以考虑离开丈夫,通过离婚的方式脱离不幸的痛苦深渊等等。在这一情境中,我们强调通过开放工作市场来扩大及提高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进一步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社会包容”的形式,它使得个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得以扩展和转变。
我们再来看看卡尔·马克思(Marx Karl)笔下关于19世纪末法国农村的例子
Marx Karl,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1830-1850),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4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6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8
。在那里,工作和家庭生活被混为一谈。在农村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很少会延伸出自己生活的村落之外,人与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国家存在的意义也仅限于有限的秩序维持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社会排斥”的现象,而是一种有限社会环境中的嵌入状态(l′encastrement),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的限制。在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中,马克思写到,农村人口是社会保守派,是一股反对推行公社制度的力量,是一股反对进行社会改革的势力。农民群体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财产,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家庭生活圈子,他们拒绝尝试那些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秩序的改革。我们也能在中国发现同样的情况。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被禁锢在各自的“单位”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小企业主害怕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的社会生活面临被限制的风险,同时这也是对开放精神的阻止,很可能会阻碍科技和人类的进步。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