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在近代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国藩对近代中日官方建交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纪泽出使期间发生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朝鲜等一系列事件,中日关系呈现紧张状态,曾纪泽在欧洲时与日本驻英公使和日本留学生多有接触,对中日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积极向西方效法。进行一系列改革。此时。日本在外交上也要求走向近代化,1869年日本成立了外务省,天皇政府在欧美外交方面落实后。便开始推进对近邻各国的外交。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要求订约通商。他们到达天津后,拜见了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思。总理衙门的大臣认为中国与西方签订条约是在中国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日本是蕞尔小邦就没有必要立约了,以“大信不约”四字婉辞谢绝。关于同日本订约,当时政府内有两种意见:以安徽巡抚英翰为首反对同日本订约,而曾国藩、李鸿章却主张订约。洋务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从长久的战略上考虑,主张接受日本订约的请求。李鸿章同意日本的要求,主要是由于中国正受英法两国的侵略,日本也同时受英法的侵略,中国可以利用日本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否则日本如果被西方国家笼络,将来必将成为中国的仇敌。李鸿章显露出他对日本通过维新将成为中国未来威胁的深切担忧。他在奏折中写道:“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周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曾国藩对日本的看法与李鸿章相似,他提出日本不可轻视,更不是中国的藩属国。他说:“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有以创之。彼国可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摄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曾国藩认为应该答应日本的通商请求,其理由:第一,“日本国二百年来于我中国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向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势难终却;即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求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亦殊非圣朝还柔远方之本意。”第二,曾国藩认为日本与中国订约后。有助于双方开展贸易,他说:“闻日本物产丰饶,百货价贱,与中国各省不过数日水程,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必联翩东渡。不似泰西诸国,洋商来而华商不往。”第三。曾国藩认为:“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曾国藩看来与日本订约也是笼络日本的方式。他只是提议在订约时中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暂时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总理衙门最终采纳了李鸿章、曾国藩的意见,于次年在天津由李鸿章和伊达宗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简而言之,曾国藩对日本持有的是一种开明和开放的心态,没有轻视日本,绝不是把日本当做藩属国对待,而是把它放于比较平等的位置上,更希望能把日本作为盟国笼络,是相当有远见的。
曾纪泽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产生于出使之后,他在欧洲期间与日本驻英公使如上野景范、森有礼、柳原前光等有较密切的交往。而且在他出使八年中发生了日本吞并琉球,并企图侵占朝鲜等事件,曾纪泽虽然没有亲自去过日本但对于日本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这个认识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改变,前后是有变化的。
一、联日方针: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包括自然科学、军事、法律、政治、金融、国际关系、博物、教育等多项领域,而且日本还在英国订购了铁甲舰,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曾纪泽虽然和自本公使接触较多,也常听他们谈起国内的改革,但总的来说,曾纪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关注并不多,所相关的记载也完全是从轻蔑的角度去写的。如他在光绪五年除夕之夜和使馆的中国僚友谈到日本时说:“中国譬如欧罗巴全洲,日本譬如英国三岛。使日本修政教、整兵戎,内固疆圉,外通贸易,遂臻英国今日之盛,然中国沿海数省,犹足以屹然自立,如今日德、法诸国之势;等而下之,亦将有瑞典、哪威(挪威)、丹马(丹麦)、比利时之势,非日本所能肆志也。倭人始效西洋之法,制战舰数艘。练新兵数队。遽日:吾之武备非华人之所能敌也,器小易盈,徒供一噱。”啊以看出,曾纪泽虽然觉得日本改革政教,整顿军备,效法西方,但终究不过是夜郎自大。他的中国同僚们很赞成他的话,他们都认为日本只是从西方购买了军火和战舰。就自以为能打败中国,非常可笑。曾纪泽此时对日本的看法还是怀着轻视的心理,把其看做蕞尔小国,这种心态也代表了甲午战前一般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前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日本在西方的举动处处留心观察,在郭嵩焘的耳闻目睹中,日本是一个充满生机并迅速崛起的东亚邻国,日本人的勤奋好学令郭嵩焘吃惊,感慨日本人才远盛中国,认为日本将来必为中国之患。他说:“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曾纪泽无疑受传统思想影响,对日本掉以轻心,与郭嵩焘形成明显的对比。
日本明治维新后,并努力确定边界,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兼并琉球,改置冲绳县,一时间中日关系甚为紧张,是年总署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抗议。曾纪泽与日本当时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常有往来,他力劝上野景范建议本国与中国联合一致,以对抗欧洲各国在东亚的侵略。曾纪泽说:“欧罗巴诸国,幅员皆不甚广,所以能强盛者。同心壹志以御外侮,得古人合从之义。中华与日本皆在亚细亚洲。辅车依倚,唇齿毗连,中华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欧洲之所能敬畏也。是宜官民辑睦,沆瀣一气,中华财产,足以沾润于东邻;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邦交既固,外患可泯。盖不独通商之利而已。”在与日本下一任公使森有礼的谈话中。曾纪泽也曾经明确告诉森有礼,他极希望中国和日本能结成“昆弟之交。以御外侮。”联日不仅是曾纪泽个人的主张。当初李鸿章赞同与日本修约也是希望能笼络日本。以夷制夷。日本也有联合中国之意。1878年《申报》上就曾转载过一篇日人的文章,认为:“总览亚细亚洲之大局,俄罗斯既虎视眈眈,日思觊觎中东两国,若不戳力同心以制强敌,恐非计之得也。”彻而《申报》主笔也(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