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浅析“六经皆史”的史学产生意义)
　　
　　在展开论述前,我们先看一下“六经皆史”中的“经”字。“经”是指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撰书籍的通称,作为经典意义上的经,出现在战国以后,而正式法定为经典,则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最早有讨论经史二者关系的是见于《庄子》中“其明而在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一句。从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大都是政史之书。不难看出,先秦时就曾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
　　后在《三国志•荀传》,记粲曰:“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六经皆史的起源在此时开始。隋末王通有过类似的言论,都纂与《文中子》一书,但《文中子》被置疑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因此难征信。后来历代皆有学者提出此观点,其中最明确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据《传习录》载,“爱曰:先儒以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王经事体终或稍异?”
　　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章学诚的论据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在宋学兴起后依然未明显区分。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是认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这些论据意在证实六经非空疏之词,而为实理之语。
　　
　　二、“六经皆史”的史学意义(浅析“六经皆史”的史学产生意义) 
　　
　　1.论证“六经皆史”只是“经”到“史”的还原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史”的确是先于“经”出现的,只是后来由于文化追随政治的分化而分化才带来了史学杜撰权的扩展,再加上西汉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上升和政治需求的价值哄抬,“经”才成为了“经典”,才成为了被误解为“史”以外的文字。
　　章学诚认为,以“三代”为分水岭,“经”和“史”经历了一次角色倒换,“史”在三代中有其之所以为“史”的存在空间和存在的历史根据。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三代”是一个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的时代。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就这样,“史”成了“经”。而几千年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正好将此种道理阐述出来。
　　2.摆脱经学束缚,提高史学地位。“六经皆史”的提出,使史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式”经学的束缚,这无疑在客观效果上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史学本身也因其学术自主地位的强调,促进了人们对史学学科的深入认识。章学诚说:“愚之所见,以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即其中同圣人有关系的六种。明确提出包括六经在内的,都是史料,所以扩大了史料范围。而且,当时风气,经书是被当作偶像受到崇拜,史只能居于附庸地位,“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现在按照章学诚的理论,六经也是史,可以平起平坐了,确有抹去经书神圣灵光和提高史学地位的意义。
　　(浅析“六经皆史”的史学产生意义) 从这个命题出发,经史的关系不仅仅是有所变化,而且是有所调换。这也相对精确的补充和矫正晚明史学家王世贞的经史上的认识,王世贞在“经史一也”观念的基础上就史学本身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命题。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无一不是“史”的内容,夸张地表现出史学的范围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展,甚至到无所不包的程度。这个命题虽然在超越经史关系之间的讨论上有所贡献,但基调还是有些过火。“六经皆史”理论的提出,使传统史学的探讨已成为纯粹对史学范围的认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不仅在经学史上开创了新篇章,同时还标志着经学正式走入史学范畴。在他之后,俞樾、章太炎及“五四”时期的“疑古派”等先后对传统的经学发起的冲击,获得的成果,无疑都是对章学诚学说的继承和(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