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制度在西汉基层政权上的作用)汉代自高祖的天下以后，选任官吏主要的是两种人，第一，功臣；第二，文吏；文景以后，功臣的后裔也因旧有的资地，致位显通。但很多功臣后裔因为作奸犯科而被罢免爵位。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中央政府把原来各个封国的权力收回。国家越来越需要人才来管理国家，功臣旧属的后代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更何况这些后裔当中不少人已经腐化。国家各级官员主要依靠一套选官制度来选拔。汉代国家的选官途径主要有：一，孝廉；二，茂才；三，贤良方正。通过这几条途径，地方官员向中央朝廷举荐人才。(选官制度在西汉基层政权上的作用)
　　汉初还没有规定举人的数目。到汉武帝时“初令郡国举一人”同时规定地方官吏必须举人。
　　但是汉承秦制举人失当者有罪。诏书的出现使得地方各级官吏不得不对辖区内人才的关注。在西汉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官吏如何得知本辖区的人才。才不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本文主要对西汉基层政权在这方面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汉代具有十分完备的基层政权。《汉书•高帝纪》：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汉书•韩延寿传》(选官制度在西汉基层政权上的作用)
　　武帝时，戾太子受江充诬陷，不能自辩，遂矫诏捕杀江充，兵败亡匿，武帝震怒，群下忧惧无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书上，武帝为之感悟。又《汉书•京房传》：“（焦赣补小黄令）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汉成帝时，京兆尹王尊免官，“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后王尊不避危殆，亲率吏民治水，“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王尊因而受到嘉奖。
　　由此可见，皇帝对三老的意见十分重视。同时三老既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西汉的基层官员和三老是如何发现人才的：(选官制度在西汉基层政权上的作用)
　　(一)孝廉，《汉书•文帝纪》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到了武帝时期，察举的科目设立了孝廉一项，并成为察举中最重要的一科。颜师古认为：“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孝成为乡里追求的标准，也成为三老评价和向上级推荐人才的标准。西汉的重民思想使国家很重视基层政权特别是三老的意见，在乡里三老的舆论成为政府选举官吏的重要标准。所以乡里的礼俗、舆论的作用就更显得突出了。
　　(二)家族，西汉的乡里社会，虽然是以地缘为主，但血缘与宗族在乡里的作用也同样重要。所以在提到西汉的乡里社会组织时，往往九族与乡党并称。如郇越“分施九族州里”《王贡两龚鲍传》，朱邑“禄赐以共九族乡党”《朱邑传》，所以说西汉是地缘与血缘的共同体。因为西汉的里大抵依自然聚落而成，所以一个里往往就是一个或是数个宗族。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就任命一些强宗大姓来统治乡里。三老往往由这些强宗大姓充任，因此这些强宗大姓的子弟更容易出任官吏。
　　原涉：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扶风谒请为议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三)通过“社”的一些活动。秦汉时期，乡里皆有社，是乡里民众祀神祭祖的场所。
　　《汉书•郊祀志》：“（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
　　随着乡里民众社会交往的增多，社内的活动内容也不断变化，由单纯的祀土神嬗变为多种庆典活动和一些娱乐性活动，男女欢腾，聚饮为乐，即使穷乡之社，也“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里社进行的集体活动，由社宰具体负责。
　　《汉书•陈平传》：“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选官制度在西汉基层政权上的作用)
　　在神权笼罩的古代社会，由于人们思想意识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对天地诸灵的敬怖和笃信， 因此祭祀是古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能够主持乡里民间“社”的活动，就会熟悉祭祀仪式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具备了被选任高级官吏和升迁的机会。
　　(四)西汉的教育(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