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上大开放 元世祖忽必烈早在藩王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僧海云（宋印简）、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等，问以儒学治道。元世祖忽必烈为培养接班人，请汉人大儒来教
（三）文化上大开放
元世祖忽必烈早在藩王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僧海云（宋印简）、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等，问以儒学治道。元世祖忽必烈为培养接班人，请汉人大儒来教育自己的接班人太子真金。故太子真金一生尊儒重儒，尊崇汉学。元仁宗、元相脱脱开科取士。元代，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三、对中国的影响
（一）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春秋时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
（二）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 ；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大一统与大开放的出现，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综上所述，元朝实现了大统一，形成了大开放的局面。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这一时期经济继续发展，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加强，各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促使各族文化共同提高。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是我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我国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并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参考文献：
［1］ 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2］ 同上
［3］ 夏剑钦《魏源传》，岳麓书社
［4］ 《宋金元文论选》虞行(注释解说词)，陶秋英(编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5］ 节选自《中国全史（14）中国元代科技史》
［6］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第67卷《元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
［7］ ［日］山根幸夫大岛立子，潘世宪译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1979
［8］ 同上
［9］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第67卷《元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
［10］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1］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元代卷》，2002
［12］ 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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