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得悉同志军起事消息后，决定派湖南、云南、广东等六省军队赴川，令端方迅速启程，同时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赶赴四川，办理剿抚事宜。清廷不了解，他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什么方法也无法挽救灭亡的命运了。
　保界拒约运动
　　
　　保界拒约运动源于1911年初的边疆危机。当年1月3日，英国派兵侵占云南西北边境要地片马；1911年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而陈兵滇边；同月，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所属《改订陆路通商条约》之机，企图攫取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在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在这些事件连续刺激下，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掀起了一场以保界拒约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
　　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海外的立宪派企图借此发动第五次。2月下旬，在美国的中华帝国宪政会致电国内，声称：“敌迫，国会迟必亡，速五请。”但是，国内立宪派的兴趣在于提前召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5月12日，该会在北京开幕，以谭延闿为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会上，代表们普遍提议编练民兵，保卫边疆，反映出立宪派对清廷的愤懑、绝望，以及忧患意识的加深和自保要求的增强。会上，云南籍议员提出片马一案，汤化龙认为：“上奏亦无效，不如作为我辈攻击政府之资料，”此后，片马问题即成为立宪派射向皇族内阁的有力子弹。
　　6月24日，联合会通过由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张国溶起草的《通告全国人民书》，全面抨击皇族内阁的内外政策。当时，清廷曾准备同意英国前驻腾越领事烈敦的要求，“永远租借片马”。对此，通告书评论说：“夫永远租借实割让土地之变名词。”
　　保界拒约运动兴起后，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即照会清廷外务部，指责京外各报，“肆意诋毁，摇惑人心，请设法抑止”。同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也照会外务部，反对中国人民普练民团，声称“若不即时查禁，恐又肇拳匪之祸”。
　　3月1日，清廷要求各省督抚“严密防范，勿任酿成事端”。国民会成立后，皇族内阁立即电令各省严防国民会员至内地“煽惑”，并查禁国民军。但是，这些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运动还是在浙江、江苏、吉林、福建等省份内得到发展。
　　
　　革命党和立宪派成了同路人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前期着重利用会党。会党虽和社会下层联系密切，但散漫、落后，易于见利忘义，所以同盟会后期转而依靠新军。新军掌握现代武器，组织性、纪律性强，但因其处在清廷的严密控制下，发动不易。在保界拒约运动中，同盟会员们号召发展商团、民团以至体育会一类组织，这就开辟了新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商团、民团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地方自保性的武装组织，既为清廷所允许，也易于为各界所接受。在筹建过程中，同盟会员们又特别说明，其目的在于“为政府之后援”，“为国家宣力”，努力以合法的外衣包裹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便于为起义积蓄力量。事实证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各地光复中，上海、福建等地的商团、民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咨议局的议员们一般主张君主立宪，维护清王朝，在政治路线上和革命派对立。但是，立宪派又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和革命派有一致之处。
　　运动中，同盟会员们没有把立宪派和咨议局看成敌对势力，而是以之为盟友，利用咨议局进行工作。3月16日的留学生全体大会的三个发起人中间，夏重民是同盟会员，胡源汇则是立宪派。会议决定发动各省咨议局参加抗争。3月21日，云南咨议局即复电赞同，声称双方的救亡办法“名异实同”。其后，留日国民会和各省咨议局之间函电往来，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归国代表们一般也都和咨议局联系，在咨议局的赞同下，或以咨议局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
　　咨议局和绅、商、学各界联系密切，又是清廷承认的机构，这就为同盟会员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运动中，同盟会员们还注意争取地方督抚如赵尔巽、增韫等人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这一阶级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日益活跃。留日国民会注意联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各地商界人士，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微弱，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决不足以成事。5月11日留学生全体大会上，同盟会员夏重民提议发动劳动者反抗清廷，会议并就此作出了相应决议，这就找到了推翻旧制度的真正强大动力。遗憾的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主体是出现不久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劳动者的有效办法。
　　选自作者所著《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湖南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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