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目标所指即是推翻帝制、开创共和、建立民国。它既宣告了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终结，也打碎了君主立宪的短暂梦想，在中国开启了一条通向共和民主的道路。自从辛亥革命把共和的理念转变成实践之时起，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与共和相悖的行为都变得不合时宜、不得民心，其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乃至溥仪在所谓满洲国登极，不无如此。即便是在“北京政府”里演着假共和闹剧的北洋军阀，也最终被起于南方的北伐革命所吞没，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革命，再革命，祭着共和这面大旗，使更多被唤起的民众投身国民革命的大潮，这就是20世纪前叶中国历史的标志。
　　在中国，革命是上个世纪历史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离开它，我们无法还原记忆中的真实历史。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是一部相当完整、具有惊人影响力的长轴画卷，其中既有国民党领导的推翻旧王朝和旧军阀的革命，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革命，以及后来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不间断的“革命运动”。因此，站在“革命”这个概念之外，是无法了解20世纪的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的。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革命与政党的关系就成为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枢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最早政党——如果择其大端——可以说非国民党莫属。其前身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后来扩展为同盟会，创立之目的就是革命，迥异于康梁的维新党——可笑的是在清廷顽固派眼里维新派竟是一群逆党。同盟会领导和组织了1911年辛亥革命，使所谓革命党人的历次暴动没有付之东流。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开创了共和宪政的传统。革命后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把国民党发展为国会第一大党，直逼当国总统袁世凯，于是成为中国为宪政捐躯第一人。议会政治失败后，国民党开展了讨伐袁世凯的护法护国运动，其后是国民党的广州政府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的对峙时期，最后则是一路铲除北洋军阀势力的北伐革命。概言之，作为政党的国民党（包括前身兴中会、同盟会），兴起于反清革命，于武昌一役获得成功，继而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护国革命，于袁氏倒台之后又发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在一路革命途中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在1928年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也由是肇端。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从源头上讲，是苏俄的十月革命把马克思学说和革命经验传送到中国，是共产国际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了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主张，吸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既为他的“唤起民众”的愿望提供了实现途径——工农民众有力地支持了北伐，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尚处幼小的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活动舞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获得了“合法”的发展空间。在国民革命的大旗之下，幼年期的共产党和成长转变期的国民党不期而遇，第一次携手，为反对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而处于同一条战线。从某种意义来说，处于幼年期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唤起民众的力量，看到了他心中的希望之所在——既是铲除军阀、统一中国的希望，也是把国民党塑造成为一个不同于军阀派系的新型政党的希望。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不久，孙中山就产生一种痛切的感触：党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式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混迹于国民党。于是他做出这样的预言——现在的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荣华富贵，既怕反对列强，又怕节制资本，今后恐难有大作为。所以，他把此次国共合作当成一个机会，在宋庆龄的《为新中国奋斗》中，记载了孙中山的如下话语：“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2]就像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国民党逐渐进驻大中城市，许多官僚、政客乃至帮派成员纷纷涌入国民党内部[3]，一种不可遏止的势头便悄然滋生——不断地打破孙中山的美好构想——党员的成分越发庞杂，入党的动机更加不纯，党内腐败益加猖獗。作为一党之首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些，并试图挽救这一颓势。孙中山推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合作，采用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对国民党进行一场改组，就是为了达致这样一个目的。历史不假时日，孙中山未能如愿便中道而亡。而一旦北洋军阀覆灭、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一统天下，这种蜕化堕落就一发难以收拾了。这也是构成国共两党所以分道扬镳而终于成为劲敌乃至后来国民党最终败退台湾的深层原因之一。
　　随着北伐革命胜利在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也面临结束：前者越发感到后者的威胁，党际间的观念冲突和利益摩擦日益明显和扩大。于是，国民党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针对共产党人的所谓大清党启幕，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共产党被迫在几次起义后转入农村和地下，乃至开始长征这样的大迁徙，在偏僻的地域开辟根据地，探寻一条有别于其幼年期的革命成功之路。
　　1931年9月18日，一场事变突然发生，东三省一夜之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此为开端，一系列日本入侵的事变相继发生，中国人的抗战开始了，八年抗战的大剧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演了。客观地讲，八年抗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劫后复生、迅速崛起、由弱转强、反败为胜的历史机遇。从这个视点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面对外敌入侵、家园沦丧、人民流亡，对立的两党表现出判然不同的观念、态度和感情，推出了对比鲜明的应对之策。对于拥有合法身份和更多责任的国民党来说，外敌入侵应该是它的政党、政府和军队面对的头等大事，但国民党最早留下的却是中国军队不发一枪撤出东北的一纸命令，而这种不抵抗主义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则埋下了西安事变的种子。而西安事变所昭示的内容更加复杂和多意：国民党基本方针政策的失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冲突，国民党声誉和形象的下降，对国民党救国能力的怀疑，乃至对国民党及其主义的信仰和信任危机，等等。而等到西安事变之后才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国共合作的姿态，显然已经是先机早失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