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
　　中国古代女性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以男性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学舞台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诗词大多具有清婉绝伦、风流雅致的风格。在女性诗人的笔下，有一个贯穿的主线，那就是对爱情的渴望，对命运的悲叹。例如：“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柳如是《梦江南 怀人》）同时，感叹身世飘零、美人迟暮，在她们的笔下更是流连。例如：“欲问春光，此日归何处?春无语，乱红流去，两岸杨花絮。”(顿文《点绛唇》)，因此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运用特有的意象和意境表达了心声。
　　二、 王红公介绍
　　肯尼斯.雷克思洛斯（Kenneth Rexroth,1905-1982）是著名的美国后现代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从青年时代起，雷克思就开始学习和翻译中国古诗，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王红公”。王红公一生著述甚丰，出版了50多部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兴起了女权主义，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王红公汉诗英译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中国女诗人上，其译作《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选取了大量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在翻译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三、 中国式法则
　　王红公曾经明确表示：“我认为中国诗歌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诗歌。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法则（a kind of Chinese rule）。”（郑树森，1985）他所谓的“中国式法则”主要是指表现具体的图景和诉诸感官的意象，在诗中营造一种“诗的意境”( poetic situation)。王红公在自己创作的很多诗作中都努力营造诗意境，特别是在英译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中，这使得他的一些译作更加突出了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空灵悠远、淡雅飘逸的特质。在英译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翻译中，“中国式法则”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增译
　　王红公曾明确表示，他的汉诗英译不以“信”为目标。他认为诗歌翻译不必拘泥于原文，诗歌翻译家可以把原文仅当素材和供自己想象力纵横驰骋的起点，他只希望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不追求字词句的对应，但是所产生的英文译文必须是相当有水平的英文诗。（郑树森，1985）因此在王红公的英译文中，“增译”随处可见，所谓增译,就是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和句子,从而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汉语的习惯并使译文在文化背景与原文保持一致,以达到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和精神方面对等起来的目的。他认为这里的增加不是无中生有地随意增加,而是增加原文中虽无其词却有其意的一些部分，但在什么时候增加什么样的词,才能恰到好处,则需要悉心体会。（Kenneth Rexroth,1964）例如：
　　赵鸾鸾《檀口》
　　衔杯微动樱桃颗，咳唾轻飘茉莉香。
　　曾见白家樊素口，瓠犀颗颗缀榴芳。
　　Chao Luan-luan
　　Red Sandalwood Mouth
　　Small cherries sip delicately
　　At the edge of the wine cup.
　　Beautiful speech floats on jasmine perfume.
　　Like the mouth of the singer Fan Su,
　　The concubine of Po Chu-i,
　　The teeth are like white melon seeds,
　　And the lips like pomegranate blossoms.
　　这首诗出自唐代女诗人赵鸾鸾，描写了女子唇齿之美。让人不由联想起一副画面:美人浅饮清茶，樱桃小口，娇艳欲滴，红沾玉缸，含情微笑，咳唾飘香。通过诗文的描述，令人想见樊素之迷人风姿。樊素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家姬，托白居易之名，闻名遐迩。首先，王红公在英译文中对原诗中提及的樊素，增加了详细的介绍，即：“the singer”, “the concubine of Po Chu-I”，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文读者能更好的了解原诗。同时，还增加了 “beautiful speech”（美言）这一意象，展现了文中女子言谈举止中的优雅，从而使译文生动的再现原诗具体的图景，“中国式法则”得以体现。但我认为如果将“beautiful”改为“graceful”更佳。
　　（二）无韵体
　　中国古诗词讲究押韵，因此读起来宛如歌曲一般朗朗上口，古代女诗人大都能歌善舞，其诗词作品也具有音乐文学婉约柔媚，浅吟低唱的特点。王红公认为诗歌译者必须考虑时代的需求，他的汉诗英译大多考虑到20世纪战后英语读者的需要，因此在诗歌翻译中，他避免用陈旧的固定模式和表现手法，常常运用自由诗体来再现韵律诗歌的意境，他认为对原诗作一些改动，尤其是韵律，是不可避免的。（朱徽，2009）仍以赵鸾鸾的《檀口》为例，原诗是典型七言绝句，押韵abab。王红公的译作采用无韵体。事实证明，这样的翻译方法更为当时的西方读者所接受。
　　（三） 无对仗
　　中国古代诗词每句都字数相等，常以对仗形式呈现。女性诗人的诗词中花、柳等词常常出现，从而为女性诗词塑造了的优美意境。而对仗的运用，便是通过词语两两相对的结构形式把内容不同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增大了诗歌语言所反映的时间或空间的跨度，使读者在丰富的联想中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意境。王红公的英译没有拘泥于原诗的结构，他在长篇论文《译家诗人》中论述道：理想译者并非是用自己的语言的词语去和源语言文本的词语结构相对应，而是将他者的言说转换成自己的言说，实现两者的同一。仍以赵鸾鸾的《檀口》为例，王红公遵循“中国式法则”，将原诗的四句变成七句，采用自由体的形式，从而使这首诗歌主题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1] Kenneth Rexroth. Women Poets of China [M]. New York: New N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0.
　　[2] 朱徽.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9
　　[3] 郑树森：中美文学因缘[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
　　[4] 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台北：台湾麦田出版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