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儒家对“性”的理解可谓深刻,对性之规定则大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中庸》一开始便说:“天命之谓性”,天命可以理解为“天赋”,“天定如此”。那么性就是定然的,先天的,固有的,无条件的。可以看成是从生命处创造真知,从创造的真知了解人性和人的真实生命。孟子对性则理解为:“道德的善”,即从人的内在道德上说性。荀子则从人的生物的自然属性,本能性心理表现来理解“性”。在简略探讨了儒家对“性”的不同理解后,下面我们来重点分析荀子与孟子截然对立的对性的理解。
　　荀子的性恶论从一个侧面来讲是一种“纯粹的性”,何谓“纯粹的性”?可以理解为就性论性,用“天人相分”的观点直指人的自然属性,是将“性”孤立出来讨论其本质。如《礼论》中强调:“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的性是经验的,实在的,是以自然禀赋的材质为性。而孟子的性善论乃在于他是以“心”出发的。主张性是在于道德的最高体现,性是和天道,天命,人紧密相连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和荀子恰恰相反,孟子的“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外在,尤其是“心”紧密联系的。荀子拆散分解来从最原始的本质理解性,得出“性恶”的观点。孟子综合联系从高度统一的道德仁义来理解性,得出“性善”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得出背道而驰结论的根本原因乃是各自站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孟子的性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观的先验主义。荀子则代表了客观的经验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孟子体现了儒家的理想,荀子论证了儒家的现实。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荀子何以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得出性本恶的观点呢?孟子又为何截然相反呢?
　　“孟子和荀子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但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要好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系统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孟子之上”(《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 张京华)。荀子所处的时代“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过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则深刻描述了荀子时代的社会现实状况。政治昏暗,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全然不顾法令道德,这些都令荀子对人性的本质作了很深的思考,继而得出人与之自然属性乃恶的观点。他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有争强好胜的欲望,到一定程度就会去做违背道德法令的事情。战国末年的社会动荡令其更加相信这一切乃人之欲望所为。由此可以观之:影响荀子思想的根源是一个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而不是简单的历史决定论。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荀子得出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也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
　　荀子认为:“性者,本始与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各一,天下之功是就也。”诚如上篇所言,荀子理解的性乃“纯粹之性”,是自然之最淳朴本性。性是恶的。所谓“伪”乃人为之意,他将“礼仪法度”(即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归入“伪”的范畴。也就是说,本性虽恶,但却与“礼仪法度”密不可分,辨证强调了二者的紧密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是:“性伪合,然后圣人各一”说明了人的本性虽然“恶”,但通过“伪”范畴的规范就可以防止恶的进一步扩大,实现真正的善,达到圣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仍然是对“礼法”的重构,是实现道德追求的手段。而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舍生而取义”却是人性本善的体现。直接从道德层面去追求“礼教”的建构。孟子的出发点和角度高于荀子,虽然孟子在涉及本质自然属性之时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都具有普遍性,表面上看来揭示了本质属性,但从其“道德主体性”的出发点和角度来看,如果要把“性”视为“道德的善”,那么伦理学上认为道德本身也是一种“恶”,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这样的恶是为了防止更大的恶的出现。
　　最后,我想谈谈二者思想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中国哲学的落脚点在于人自身的“主体性”上面,儒释道三家均从不同角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但无论他们之间的区别有多大,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理论思想对于人之道德体系构建和人之为人的内心主体性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还是孟子的性善,其最终倡导的都是要求人用道德礼仪来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完善自己的思想品质,使自己不断的努力一步步向圣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迈进,而实现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