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许多有那么一点小资情调的女生都眷恋着杜拉斯和喜爱着安妮宝贝。这两位女性作家以自己特立独行的姿态存在。她们文字中的华丽、矫情姿态传达出的那些思考，表现出女性这个群体与这个社会的对话。知晓安妮的人大都知道她很喜欢杜拉斯，有时候，看她们的作品会想起彼此。先看《莲花》后看《情人》的我，会莫名其妙地把两个故事交错，把相互的情互相串插。我的直觉告诉我，它们或许彼此牵连着。
　　一
　　作品都是作者较后期的作品。是作者经过了浮华的过滤礼后写下的，少了那么些许年轻的躁动不安后，有更多的关于生命、人生、社会的思考。《莲花》中，作者开始关注人与外界和自我的关系，注重内心关照，有较多人性和哲学上的探讨深入。《情人》在70岁的杜拉斯笔下打开了时间的尘封、记忆的积压以及作家对历史俯瞰式的洞察力，这激情被表现得丰富深邃、充满张力。
　　《莲花》中内河是个不羁的生命，她一直以特立独行的作风，吸引着善生的目光，内河一直在寻找自我的路途上不断迷失又不断寻回方向，而善生也同她一样在自己人生的轨迹上不断的摸索着。《情人》中小杜拉斯在年轻的生命中努力地骄傲，在现实与自我间拼命地周旋，与中国情人彼此纠缠。内河与善生，小杜拉斯与中国情人，她们的感情似乎都很像爱情，却是无法考证的。“他”都参与了“她”的成长，然后彼此丢失。
　　内河找不到爱情但最终找到大爱、找到生命的安放处：在闭塞的墨脱教书，精神地活着最后将自己奉献。小杜拉斯在毫无防备响起音乐的甲板上泪流满面地发现自己是爱着情人，在丢失爱情的时候发现爱情，她骄傲地认定情人会永远爱着自己，“他说他还像从前一样，还爱着我，他不停止对我的爱，他将爱我，一直到死”。
　　二
　　 《莲花》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只远那么一点。内河爱上老师，堕胎，这是现在中国社会也存在的关于道德上的一个无法断定是非的论题。支教生活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村。
　　《情人》中和殖民地生活的大篇幅加入，殖民地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对照，可以作为故事的背景音乐，也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人生的观照。作者冷静地写这些事情，主旋律和背景都是美丽的绝望的令人唏嘘不已的。这就使这段爱情不同寻常，成为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一段爱情。同时使这篇作品没有落入爱情故事的俗套，赋予它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无论是杜拉斯还是安妮，她们都没有“鲁迅倾向”她们只是在叙述爱情的时候真实了生活和社会。也正是这样，《情人》和《莲花》都有了时间的厚度。
　　三
　　《莲花》中，苏内河的家庭，早恋生活，不伦恋，堕胎史，善生亲历堕胎现场这些都与中国的社会道德观有出入。
　　而杜拉斯的《情人》更是连现在的我们也挑战和试弄，作品中杜拉斯作人情妇，与家人的不伦关系，早恋等等，也在道德体系上拉出了口。
　　二者都是早恋，过早的开始性生活，恋人不为世人认可，家庭不和谐。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富有的本能身败名裂。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异样的道德意识产生于这样的道德环境，只要这样的道德环境还在带来痛苦，作品中另类的道德便有它存在的意义。
　　不管是作者还是作品，都没有一个完好地定义她们思想的概念出现。《莲花》是有关寓意，有关心灵的历史，有关人所走上的路途。而人所做出的努力，通常是未尽。也许这已经是结果一种。莲花。这个名辽，非常映衬。《情人》是一个少女的成长，或者是思考。又或许是一个繁华的女子在凋谢的时候最后的绚烂，也可能是其与世界开的玩笑
　　杜拉斯创作《情人》的时候70岁，她的人生厚度深过现在年轻的安妮。不可否认《情人》的思想深度，地位，影响都高过《莲花》。而且，相比生在欣欣向荣的祖国成长的安妮，杜拉斯生活的社会要纷繁复杂得多。所以《情人》多了些对战争与和平、种族民族、社会黑暗的思考。
　　但是，就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它们都在影响着其成长。对于万千女性来说，这是两个独特的女子与这是世界的拉锯。对于许多男人来说，这是两个美好的女子，哪怕不能靠近，也不妨碍欣赏。
　　而两个作者，都在与世界、生命交谈。都在以自己的姿态行走在生命里。
　　
　　参考文献：
　　[1]安妮宝贝 .莲花 [M].作家出版社,2006.
　　[2]李帆亚.杜拉斯[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陈方方（1989-），贵州省贵阳市人，贵州师范大学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