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操吴戈兮披犀甲”到“杏花春雨江南”，吴越地区的风俗经历了从尚武任侠到重文敦礼的重大转变。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这一地区的民风，多为“轻死易发”、“好相攻击”，但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明清后，吴越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
　　对于这一现象，以往的学者们多从晋室南渡之后，经济重心南移进行解读。可是，回顾吴越地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事件：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重要邻国，曾经将吴越之地纳入自己的版图。而通过前辈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楚国文化具有闲散自然、浪漫飘逸的特点并因而形成一个文化派系。在分析吴越由“尚武任死”的蛮夷之地到全国文化重心的转变历程时，也应该考虑到楚文化最初带来的影响。
　　吴越尚武之风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汉书·地理志》评价“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左思《吴都赋》中对吴地民风也有“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的描述。
　　吴越尚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兵器的重视，这些兵器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宝剑。在文献资料中对于吴越宝剑的描述非常多：《战国策》称吴越宝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戮盘匜”。《庄子·刻意篇》云：“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精神四达并流。”同时，古时吴越之地民风“尚勇任死”，就像东汉时仍流传“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的童谣，这种习尚和吴越兵器的发达不无关系。可见，习武练剑已经成为吴越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而尚武尚勇之风自然导致人民性情的刚硬铿锵，使得吴越之地出现了专诸、要离等众多重义轻生的豪杰之士。
　　但是，吴越“轻死易发”、“好相攻击”的风气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转变，到宋代，江浙地区已经“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俨然成为了全国文化中心。及至明清，江南更已是文化重镇。
　　关于吴越之地由武转文的风尚转变的现象及其原因，前人已有许多论述。早在唐代，杜佑就在《通典》中说：“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颜、谢、徐、庾之风扇焉。”认为永嘉之乱以后士人的南迁促使吴越风尚发生了转变。
　　当代学者，更是对这个问题多有关注。张荷先生在《吴越文化》一书中认为，北人南迁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江南由尚武走向崇文的一个重要因素。曹金华在《吴地民风演变》一书中说，“吴地尚武好勇之风，大约在东晋时开始发生变化，此后历经南朝、隋、唐至宋代方才完成趋向崇文的嬗变过程。”王卫平在《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确立》中也认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是与全国经济重心地位的南移过程同步进行的。
　　可见面对江浙地区由武转文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历史事实出发，认为江南地区崇文风尚是由于中原士族和人民的避乱南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的。
　　二
　　不能否认，从经济重心的角度去解读江浙地区文化兴盛的原因，的确有其道理。从魏晋到唐代，北人南迁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文化的发展在受经济影响之外，更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把经济重心南移与文化重心南移完全等同，可能并不是非常全面的结论。
　　如果我们考察吴越地区的文化史，就会发现，早在汉初，这一地区因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辞赋创作，已然跃居为两大辞赋中枢之一，而与长安宫廷辞赋并驾齐驱。可见吴越地区尚文的风尚，在那时就已经初露端倪。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吴越地区由武而文的转变，在那时就已经迈出了一步。
　　关于西汉初吴地辞赋创作的兴盛。《汉书·地理志·吴地》云：
　　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於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
　　……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这段话帮助我们回溯了从战国到西汉前期吴地文化的情况。
　　按照游国恩《论屈原之放死及楚地地理》的考证，屈原大概在五十多岁时被流放到了江南，不久之后白起拔郢，屈原听闻后创作了著名的《哀郢》。这或许可以被认作吴地辞赋文化的先声。
　　而汉初辞赋文学的推进者——以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为都的吴王刘濞，以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为都的淮南王刘安。就理应算作吴越之地文学的初始了。我们发现，这两国的领域，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我们知道汉初分封诸侯王时两国疆域大致如右图（高帝五年诸侯封域）示，那么，吴王、淮南王所占有的领地，和《汉书·地理志》的“吴地”的地理概念是基本吻合的。
　　刘濞和刘安这两位诸侯王都爱好辞赋并且乐于招徕宾客，这使得吴地成为除了京都长安之外辞赋创作的重要中枢。据《汉书·邹阳传》记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于吴，皆以文辨著名。”而淮南王也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有《淮南子》传世。此时的吴地俨然已经成为了西汉的文化中心之一。
　　吴地在西汉前期人才辈出，庄忌、枚乘、严夫子、严助等当时著名的辞赋家，都活动于这一带。其中庄忌为吴郡（江苏苏州）人，枚乘为淮阴（江苏淮阴）人，严助曾官拜会稽太守。这些人的作品为数众多，见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而吴地也不乏以自己的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如朱买臣，《汉书》记载他“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后来终于成为会稽太守。这都说明，在西汉初期，吴地的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