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奈保尔对印度文化的认同偏离
　　在回忆起自己早年在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生活时，奈保尔曾这样写道：“无可避免的，像是我们这样的家庭和生活方式到头来总会渐渐凋萎、变质。”在奈保尔家族移民的初期，家族的长辈还能够保持印度式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但是到了奈保尔这一代，家中的各项印度习俗已经逐渐消失，此时奈保尔就已经意识到印度文化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正在逐渐衰颓、消亡。
　　后来奈保尔到伦敦上学，他开始频繁地和其他欧洲青年一样参加聚会，完全不顾印度教的戒规，他还违反印度教的饮食戒律大吃牛羊肉。更严重的是，他没有按印度的种姓制度婚娶，甚至也没有娶一个印度女人，而是娶了一个英国姑娘，这在印度教徒中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奈保尔对于这些印度教所严格禁止的教规却毫不在乎，这一切行为都显示着奈保尔早已忘记了自己是印度人，“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奈保尔‘太不像印度人了’。”
　　当奈保尔面对印度文化时，一方面他觉得印度是熟悉的，它熟悉于童年的美好记忆，另一方面，印度又是陌生的，它陌生于时间和空间产生的种种隔阂。尽管奈保尔是一名印度后裔，但印度文化中“某些特异的、极端的层面，却依旧让我觉得非常陌生。”他总是和其他西方人一样觉得印度文化是异质的，“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奈保尔永远都无法对印度文化产生认同感，印度文化对于奈保尔的作用就这样逐渐减小、最终消失了。
　　二、奈保尔对英国文化的失败性依附
　　在印度文化对奈保尔的作用逐渐削弱的同时，英国文化在奈保尔身上的作用却在不断增强。
　　同很多殖民地人民一样，从小接受殖民教育的奈保尔也十分向往英国文化。在他还是孩子时，父亲就教导他去阅读伟大的大英帝国的作品，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书伴随奈保尔成长。受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他一直将伦敦看作世界的中心。与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奈保尔认为留在这个岛国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到了伦敦奈保尔才能成为最著名的作家。奈保尔的刻苦努力使他在19岁时去英国留学的美梦成真，他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在大学期间，奈保尔每天都阅读大量的书籍，希望能够更加了解英国的历史、地理、文学，拼命想融入英国社会。
　　对于奈保尔来说，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是出于从小受到英式殖民教育的影响，也是本能地被发达、强势的西方文明所吸引。但是对于英国社会来说，奈保尔始终是一个外来的“有色人种”，即使他娶了英国妻子，手持英国护照；即使吮吸着英国文化的奶水长大，他也只是一个英国文化的“养子”，和很多原殖民地人民一样，他的寻求西方文化身份的过程也必然是失败的。
　　大学毕业后，奈保尔在伦敦求职四处碰壁，生活拮据，暂居在姨妈家的地下室里。身处繁华的伦敦，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彷徨。奈保尔清楚地认识到：“伦敦是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人的伦敦”。除了经济上的窘迫，奈保尔在创作事业初期也陷入僵局。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外来移民，想找到适合的写作之路非常困难。尽管足够了解西方文化，但奈保尔却不知怎样从自己第三世界的经验中找到让西方读者接受的兴趣点。
　　尽管奈保尔作为一名印度移民已经和印度文化生疏、隔阂甚至产生背离，但置身于新的英国文化环境下，奈保尔相应的新的文化身份却始终得不到环境的认可，因此他的新的文化身份也无法建立。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身居英国的这种来自于文化上的异化感和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孤寂感也愈加强烈。“他的殖民地人身份、有色人种肤色、印度文化背景、加上精神上的叛逆、不认同、不妥协，都使他在英国始终感觉到不安定、不自在，紧张和孤独，因此他总是以回忆逃离这种空无感。”
　　三、结语
　　在奈保尔的自传《抵达之谜》中，他总结出自己一生寻求身份与认同的结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始终只是奈保尔心灵的暂时停歇之地，它们并不是最终可以停靠的港湾。奈保尔“来到”了英国，但却不能够最终“抵达”。同时，他也无法再“回到”特立尼达或是印度，就这样奈保尔被悬在两种文化之中，只能像“无根人”一样在它们之间漂泊。但也正是这种混杂性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及他这种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生活的经历也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晚期达到了一种跨文化的写作高度，最终成为了一名具有世界性文化观念的作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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