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维系，秩序是国家的第一要义，所谓“争则乱，乱则离”。儒家构想的以“义”制“利”的社会生产、分配法则，以“立人”(修身)为基础的“立国”方案则是这种秩序的保证，同时也是皇权的理论基础。反过来这种伦理秩序，也需要王权作为最高权威予以支撑。传统社会在理论上由儒家学说论证，在经济上有农业文明支撑，在政治上与帝王专制互为表里，故而得以维系两千年不溃。
儒家政治哲学在两千年的传承、阐释、重塑中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由“人”而“国”的立国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政治思维习惯，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当我们遇到家、国难题时，会不自觉地沿着这一古老的思维路径达到“新民”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国民性”改造及以此为基点的教育改造和文化革新。
四、“国家想象”中的“国民性”误会
中国政治历来是外儒而内法，或先兵、法，而后儒化。儒家的政治哲学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无法立身，这就是为什么不是儒学而是法学盛行于战国，最后秦用法家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原因。而国家建立之后又非儒学无以稳定秩序，这就是为何王朝建立之后总是以儒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但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与历史上的王朝困境根本不同。中国要摆脱列强的威胁，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强国。
什么是现代强国，什么是真正的强国之路?
对强国的想象先以“炮舰”开始，而后继之以“政体”。炮舰之梦碎于甲午，政体之变止于戊戌。洋务不成，立宪不成，共和艰难，根源何在?于是在
古老的思维牵引下，在中外国民气质的对比中，“国民性”论题浮出水面。现代列强的强大，被归为“国民性”的差异；中国之颓败，归为“国民性”的不振。“振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时代的主题。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条路径与两千年来儒家由“立人”而“兴国”的治国思路并无二致，并且也沿袭了儒家树民德、兴教育、新文化(革风俗)的理路。当政治界、教育界、文化界真诚地投入到“国民性”改造的热潮之中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走在两千年前孔子设计的老路上。
现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大，在于生产方式。国家强大与否首先决定于其对国内外之资源的动员及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动力以矿物燃料及电力为主；材料以金属、橡胶等人工生成物为主；工具为大型机械；组织方式为企业内的现代管理和社会的市场化运作。显然，这与中国农业文明以人力、畜力为主的动力；竹、木、石、棉、革等为主的原料；手工生产、自然经济为组织方式的生产相较，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国力强弱不言而喻。而资本主义政体，或立宪或共和正是这一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产物。马克思说得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的组织不是依照伦理法则，而是遵从利益原则。从外观看，见到的是宪政政体，而宪政政治本身，却是社会利益协调的工具。社会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是这种政体的内在支撑。这才是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不能成功的原因：中国近代没有英法的社会利益结构，也没有日本政治上层变革求强的决心。
从长远来看，任何没有切实利益格局支撑的社会法则终会变异乃至解体。因为一切制度，从根本上说，无非是利益原则，是利益生产、交换、分配法则的外现。中国的儒家政治法则，本质上也是一套利益法则，不过是一套与农业文明、王权政治相适应的，以伦理法则为先，又先利后的社会利益生产、分配制度。
中国的贫弱，不在于“同民性”。国民性情、思维、品格究其根本决定于文明形态，虽然也受遗传、地域、气候等的影响。从文化改造和精神启蒙人手，未必能改变国民秉性。启蒙者的血，都未能震动平民的心，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式的心灵感应。生活首先是俗常的，是物质的，也就是利益的，尤其是在中国大多数国民求温饱尚不得的时代。
近现代“国民性”改造的思路，虽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其路线，却是与农业文明相配适的传统的伦理国家的设计。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误导着人们应对危局的思考，“国民性”论题的产生与“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提出，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光影返照。虽然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国民性改造”的运动之中，然而实则是建立在对“现代国家”和“现实民生”的双重误解之上的：国家——即便传统的中国式伦理国家——本质上是利益结合体，而不是道德、情感的结合体；民生问题，首先是物质问题而不是道德、精神问题。道德更新、精神启蒙，无法真正通向现代强国的建立。国家、民生的现实性、物质性、利益性决定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和“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理想，只是一种文人的浪漫，也表明儒家政治哲学的伦理、精神表象对知识者的误导。“国民性”论者所期望的结果与其所设计的路线无疑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国民性特征，与其说是秉性的不同，不如说是不同文明形态下思维、行为、情感习惯的不同。希望通过“国民性改造”的路径通达国族复兴的设计，引发得更多的是对国民的道德期望和道德苛责，是文人的道德自许和精神自恋，却未必能通向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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