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李东宁的去世使韩国抗日独立运动蒙受了重大损失；另一方面他也为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兄长和强有力的支持者而痛惜。因此，即使在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金九仍为李东宁举行了国葬。1948年9月，韩国从日帝统治下光复后，成立了大韩民国，李东宁的遗骸从中国四川省綦江迁回韩国国内，安葬在孝昌园，金九亲自主持了隆重的葬礼。这足以看出金九对李东宁的深情厚谊和缅怀之情。
　　
　　二
　　
　　李东宁虽出身于韩国名门家族，但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严格区分以及特权思想极为反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关心民众的痛苦、民族的兴亡以及国家的安危，追求人与人之间、民族及国家之间应当平等的观念。他认为应当接受新事物，在通讯、交通、电器、医疗、建筑、产业等各部门大胆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与世界同步发展，只有这样，韩国才能富强。应抛弃旧体制和旧观念，要对欺压民众、横行霸道的官吏进行严惩，要进行社会改革。尽管李东宁是受旧式教育长大的属于旧体制的人物，但他并没有受旧思想的束缚，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极力赞成开化的改革思想。
　　李东宁对旧的封建君主体制深恶痛绝，反对将国家的兴亡和安危交给封建官僚。他认为只有建设国民当主人的国家和社会，才能强化国家竞争力，使韩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提出“国家的兴亡在于百姓——民众”，应维护国民的参政权，让国民直接参与政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李东宁的国民参政权的理论在后来由他所主导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临时议政院”的民主共和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奠定了大韩民国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基础。在李东宁的提议下，韩国临时议政院由韩国8个道的韩国国民代表和在俄罗斯、美洲、中国等地的韩国国民代表所组成，这使李东宁尊重民意和充分体现民主意识的现代政治思想得到了具体落实，也是对韩国数千年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一次革命的大转变，其意义非常重大。
　　从1896年到1907年，日、美、德、英、法、丹麦等世界各帝国争先恐后地获得在韩国的采矿、伐木、铁路、邮政、电器、自来水、电车开通等各方面的权益。为此，当时30余岁的李东宁非常担忧，他大声疾呼这是切断韩国发展的主要动脉。1896年1月，李东宁与韩国其他爱国志士一起在汉城建立独立协会，他们发行《独立新闻》，主张联合中国，反对日本殖民入侵，要求民族独立和实行内政改革。1905年日本加紧侵略和吞并韩国后，李东宁义愤填膺，站在抗日的第一线，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浪潮中。李东宁和安昌浩、金九等人一起组织当时韩国国内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新民会”，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李东宁强调要通过对国民进行教育来提高民众意识，给缺乏爱国心的国民注入主人翁精神。他与韩国其他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起开办学校，并亲自担任教师，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启蒙教育。不仅给学生上韩国史的课程，而且还开设世界史课程，开阔学生的眼界，宣传“自主独立”、“恢复国权”和“文明开化”的思想，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热情。
　　1910年，日本全面侵占韩国后，李东宁和韩国许多抗日志士一起撤到中朝边境一带，组织抗日独立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西路军政署和北路军政署。韩国“三一”运动后，作为西路军政署创始人之一的李东宁便南下来到上海，参加韩国临时政府的组建。
　　在从事抗日独立的斗争中，李东宁非常注重革命队伍中的团结。1919年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时，当时在韩国汉城、俄罗斯以及其它地方也有五、六个由韩国人成立的“临时政府”。多个“临时政府”的并存容易给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带来力量分散和政治上混乱的后果。为此，李东宁强调指出各地到处乱立“临时政府”会削弱韩民族的团结。。他到处奔走呼号，与各方联络洽谈，积极呼吁“临时政府”的合并问题。在他的努力下，各地的“临时政府”终于汇集到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旗帜下。从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领导国内外的抗日独立运动，逐步得到了韩国国民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成为单一的“政府”以后，其内部又出现了各种派别的纷争。当时在韩国临时政府内部“至少有八种以上不同立场的派系对峙着”。如亲苏联的主张过激的急进主义的李东辉派和主张渐进主义的所谓稳健派即安昌浩派，还有亲美国的李承晚派等等。他们彼此勾心斗角、互争高低，每事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动不动就发生争吵。从主义之争执逐渐发展到感情上的冲突，几乎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的派别矛盾与斗争，不仅给其内部团结带来严重危机，而且给韩国抗日独立运动造成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临时政府首任大统领李承晚和国务总理李东辉之间的矛盾，不仅掺杂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而且还存在着个人性格方面的不和。当时任韩国临时议政院第一任议长和国务总理代理的李东宁一直竭力调和着“两李”之间的矛盾，维持着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常运作。
　　为了打下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基础，李东宁总是主张要消除各种派别，追求革命阵营里的大同团结。当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发生纠纷时，李东宁积极居中调解，起了缓和矛盾和息事宁人的作用。李东宁是个很有文化素养的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他在与人争辩时，也从不生气，不以势压人，总以和蔼友善的态度相待。当然，李东宁也不是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他富有个性，原则性强。他坚守正义和义理，是非分明，但对人热忱坦诚，做事公平公正，讲究工作方法。在韩国临时政府内部，李东宁往往被誉为“慈母”般的人物，他对年轻人的过失常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进行批评教育。李东宁那稳重的风度，刚直浑厚的性格，炯炯有神的眼光，宏亮的嗓门，往往给人一种既亲切又有威严的感觉。因此在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很少有人说李东宁的坏话，人们都认为李东宁的品德贞洁高尚，具有刚正、清廉的人品。
　　不光在韩国临时政府内部，而且在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阵营里也是派系众多，互相不团结，这极大地削弱了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整体力量。其中既有左翼派别，也有右翼派别，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派别。1936年，以李东宁为首的七名国务委员以韩国临时政府的名义发表“布告文”。李东宁在“布告文”中指出：“要战胜强敌日本，争取(韩国)独立需动员我们全民族的力量，否则我们是很难成功的。”他坚信只有整个韩民族联合成一体，方能取胜。因为个别的抗争无论怎样有力也比不上组织化、一体化、联合化的力量。个别抗争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事倍功半。应把分散在中国境内各地方或分成各派别而未能组织起来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各党派和各团体加以组织化和统一化。为此，李东宁和金九一起积极筹划和推动各党派联合一事。虽然在李东宁生前，促成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左、右翼联合的工作未能取得实效，但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右翼派别的三党(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的结合则不能不说是李东宁的重大业绩。在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左、右翼綦江统一会议失败后，是当时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的李东宁最先提出了“先建立一个强固纯粹之民族运动阵营，然后再谋全民族的大统一，希望光复阵线(右翼)内的三个政党先行统一”的主张。而在李东宁死后，金九最终促成韩国抗日(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