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主张目的看，中国的民本思想的真正倡导者是统治阶级，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为自身的出谋划策，是自身内部的“自我调节”，即使在农民阶级内部有反抗的要求，他们的目的也只是用农民革命的方式，建立另外一个封建统治的朝代；而西方则不同，西方倡导人本的思想家，他们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封建专制的掘墓人，拿着用人反对神的思想武器，并将这一政治理念付诸于实践，他们用资产阶级革命使自己的理论或要求彻底的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
第三，从阶级立场看，中国古代有根深蒂固的君权神授观念，统治阶级是对上天负责的，是天之子；所以，他的权利是来自于上天，天子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维护天的利益即是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这种理论基础产生的封建专制权力是没有现实的制约者的；在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人权反对神权的开始时期，从神权中解脱出来的君主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所以，他要对让渡给他们权力的人民负责，人民是现实客观的，权力是有监督的，而且是对立面的监督。因此，西方的人本思想更能应用于社会成为民主制度。
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及对中国的影响
当然，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西方人本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哲学家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本理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他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揭示了掩盖在工资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被视为劳动工具的异化现象，并且指出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他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章中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活着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人的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本身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按照他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就是按照应有的类本质而存在的人，不是市民社会和现代社会所称的“工人”。《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从批判鲍威尔“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对立了群众和历史的观点，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工人创造了一切”。并且得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壮大工人的队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和孤立性，明确指出来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到了风烛残年，阶级矛盾尖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晚清政府无力抵抗，一味妥协。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还不成熟，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无力推翻封建统治，而且农民阶级数目庞大，他们又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哲学不在于认识这个世界，而在于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传入中国，他所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符合中国社会的状况，很快被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处在多重压迫下的农民阶级接受，成为他们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五、“以人为本”是对中外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应该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提倡的民主革命思想更多的来自于西方人本主义，“人以为本”则汲取了中国和西方的民本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六十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广大无产阶级的代表，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与以往中国任何时代的民本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样的民本思想属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广大无产阶级，是我们进行革命建设的思想武器。
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建立以人民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良好途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之处，这需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借鉴中外先进民主制度的精华，使中国民主制度更加健全。
参考文献：
[1]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