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的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是和义利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义利之辨，在中国哲学中，就是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义是指道义，即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利是指功利。义利之辨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始终，儒道墨法等各家都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儒家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代理学家更是将义利之辨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话题进行讨论。胡安国将儒家传统的义利观贯穿于《春秋》大义之中，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部分，这是胡氏《春秋传》的一大特点。不过，作为二程的私淑弟子，胡氏继承了二程哲学中的天理和人欲两个范畴，对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的论证主要是以天理人欲之辨的话题进行的。胡氏《春秋传-序》说：“周道衰微，乾坤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胡安国继承了公羊家说法，认为《春秋》是“假鲁史以寓王法”。以达“拨乱世反之正”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存天理”，“遏人欲”。
　　天理是宋代儒学的最高范畴。是当时众多儒学家所追求的道统，其内容是体现上下尊卑的纲常人伦之道，其实质就是传统儒家所谓的“义”，不过宋代理学家吸收了佛学的思辨成果。将传统的义提到了形而上学层面。赋予其先验性和完满性。当这种价值理念落实在现实层面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追求现实利益的私欲的阻难和干扰，势必会存在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也就是义利之辨的问题。在胡安国等理学家看来。天理是永恒的，与生俱来地存在于人心中。“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耳。”只是人欲的泛滥，才破坏了上下尊卑的政治秩序，天理才被湮灭。春秋时期，以下犯上。甚至子弑父、臣弑君的事件频频发生，就是人欲泛滥的结果：“春秋无义战”，各国之间的攻伐。也是人欲泛滥的结果。人欲的泛滥，都是追求外在的利益造成的。因此，保存天理，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关键是使人欲节制在天理能够呈现的范围内。这就要求人能辨明义欲。追求天理，克制和消灭背离儒家人伦之道的私欲。只有这样，“先后之伦”、“上下之分”的尊卑等级秩序才能建立起来。不难看出，胡安国对其政治理念的阐发。结合了当时的天理人欲之辨，带有浓厚的宋代理学色彩。
　　胡氏对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的阐发，是依据其天理人欲观对具体事件的褒贬评判进行的。上下尊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化的价值标准，代表着义或天理。这种义常常被利欲所蒙蔽。在利欲的促使下，犯上作乱的事件不时发生，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不断受到破坏。《春秋》是为拨乱反正而作的，胡安国《春秋传》无处不对这种放纵私欲，背反天理的行为进行谴责。比如，他在桓公二年“滕子来朝”的传中说：“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恶，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与夷狄无异，而《春秋》之所深恶也。故降而称子，以正其罪，四裔虽大，皆日子，其降而称子，狄之也。”因为桓公权欲膨胀，作为弟而害兄长，作为臣而弑其君。罪大恶极，天理难容。滕国之君为了保垒自己，见恶而不讨，反而率先与之朝，居然承认桓公之正当性，绝对是反天理纵人欲之行。因此之故，孔子惧此无王之乱世，作《春秋》，制王法，痛贬而称“子”，行黝陟之权。在胡安国看来，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就是通过对见利忘义的行为的贬斥而体现出来的。
　　胡安国认为，义利之辨不仅仅是善恶是非之辨，还是一种人禽之辨。如果心怀利欲而事君父，看似有君父。实际上破坏了人伦之义，造成无父无君的结果。同孟子一样。胡安国将这种人斥之为禽兽。胡氏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义怀利以相与，利之所在。则从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则夷狄，再失则禽兽，而大伦灭矣。”不过，胡氏坚信，人欲肆虐虽然可以遮蔽天理，但不能消灭天理，因为天理是与生俱来而植根于人心的。《春秋》的目的之一就是警戒后世节制利欲，彰显天理。僖公九年胡氏传说：“晋献公亦杀世子申生，立奚齐矣，而大臣杀其子。诗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虽以私欲灭之而有不可灭也，《春秋》书此，以明献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为后世戒，其义大矣。”
　　胡安国认为，义利之辨不仅关系着政治秩序的建立、人作为人的存在，而且和夷夏之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夷夏之辨则关乎着中国上下尊卑的政治秩序能否建立。在中国古代，夷夏之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地域之辨，而是文化之辨。胡氏认为，上下尊卑的礼制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和理念，而且是一种先进文化的象征。这种先进的文化，是中国社会和谐太平的保证。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华夏之所以为华夏，关键在于是否以上下尊卑的人伦之道为文化理念。遵循人伦之道为华夏，反之，则为夷狄。但是，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由于人欲的失控和泛滥，代表正义与价值理想的天理被遮掩，乱臣贼子犯上作乱，华夏也可变为夷狄甚至禽兽。如果变为夷狄甚至禽兽，即使取得天下，也会朝不保夕，迅速崩解。胡氏传说：“有乱臣则无君，有贼子则无父，无君与无父，即中国变为夷狄，人类殄为禽兽，虽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三、余　论
　　
　　从上面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胡安国尊卑上下的政治理念，是在义利之辨中体现出来的。义是体现尊卑上下的天理人伦，利是外在的利益及人的利欲，尊卑上下是目的，义利之辨是手段和途径，二者不可分离。“夫以礼制欲则治。以欲败礼则乱。”只有“以札制欲”，才能实现政治秩序的有序和天下的太平。胡氏《春秋传》的政治理念，不但继承了孟子以及公羊和谷粱两家的思想，而且充分发挥了宋代理学精神，成为《春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宋代，虽然孙复和程颐都注解过《春秋》，胡安国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成果，但最系统最完整同时又最能体现宋代理学精神的《春秋》学，无疑非胡安国《春秋传》莫属。从朱熹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得到印证：“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