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民生?孙中山界定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现代《辞海》则简言之：民生即人民的生计。当前，民生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各个层面的主流话语。而在我国漫长的思想长河之中，柳宗元的民生思想可谓一朵奇葩，至今仍熠熠生辉，对其深刻发掘与弘扬将会为当前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尚民为先
　　
　　一代宗师柳宗元。为了解决统治者的思想认识问题，引起他们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提出了历史上崭新的“君权神授”和“民主吏仆”的民生理论。
　　
　　(一)对“君权神授”的新认识
　　殷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论便认为；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替，人间的吉凶祸福，都是天意的安排。天是有意志的，“天”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事。历代帝王君主都是奉“天”之命，行使君权。统治人民的。历史发展到唐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已经使许多自然现象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但封建统治者却利用人民相信天命的心理。极力地宣扬其统治是“奉天承运”，天是有意志的，加以利用各种吉祥瑞符的附会，迷惑民众，维护其统治。
　　在中唐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成长起来的柳宗元，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坚决地否定了能干预人类社会的“神”的存在。他在贞元末年已经开始撰写，被贬永州后方才修改完成的《贞符》中，深入地回顾了我国漫长的历史，并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照顾“生人之意”。他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而不是来自于神，提出了“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著名论点。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说教。所谓“仁”，就是能体察照顾“生人之意”。柳宗元后来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正是这一政治思想的实际应用，“无忘生人之患”的政治理想成为他终生为之努力而奋斗不息的目标。柳宗元认为统治者之所以得天下，关键在于能够顺从人们生存的愿望。能够以“生人”为己任。
　　柳宗元认为政权的取得是这样，政权的维持也是如此。“德绍者嗣。道怠者夺”。汉代之兴，“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痰煦寒，以廖以熙”。而隋朝的覆灭是由于隋炀帝的统治不顺从“生人”之意。失去人心，“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爨以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以至于败亡，而唐之所以兴起，是由于初期的政治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小属而枝，大生而孥”。天下才致于大治。他进而指出，统治者要维持自己的统治，真正的办法在于“恩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可见，柳宗元在《贞符》中提出了为政的根本道理是符合“生人意”，显示了其思想的进步性，是对传统民生思想的继承并有所发展。
　　
　　(二)提出“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崭新思想
　　柳宗元在永州写的《送薛存义之任序》指出：“夫为吏者，人役也”，鲜明的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著名论断。柳宗元要求官吏为民众做事，而不是做民众的十宰，这在封建专制时代已是石破天惊
　　之论，具体包括以下几点思想：
　　一是，官是民众所雇用的，民众所出赋税就是所付出的酬劳，这和封建时代统治者“养民”、“牧民”的观念正相反对。
　　二是，进一步主张民众雇佣官吏是执行“司平于我”的职能。在他看来，在上位的统治者本是在社会发展中根据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他们就要完成形势所赋予的“司平”的职能。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的上下其手施行手中的权力，其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安定。
　　三是，对官吏的任免、赏罚的权力在民众。就像雇佣佣人一样，柳宗元更指出民众完全有力量行使这一权利。这样，它突出强调了民众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他们的作用与力量。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相分说”，较为正确的肯定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宰作用，使我国古代唯物史观达到应有的高度。
　　四是，柳宗元更警告说，在现实中民众所以不能行使他们的权力。只是因为“势不同”。即是说，统治者手中握有权力，压迫民众，使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本来是他们的权力。柳宗元明确地指出了这个“理”，并说“达于理”的人应当“恐且畏”，因为一旦民众觉悟起来。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施行黜罚的权力。这种对骄盈自恃的统治者的警告是振聋发聩的。
　　
　　二、仁民爱物
　　
　　基于“利安元元为务”的主张，柳宗元总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彰善瘅恶，把给百姓带来实际利益作为根本的职责。
　　一是在政务上，提出官吏必须懂得“养民术”。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最后写道：“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养人术”，换言之曰“富民术”。柳宗元将此与官员打着“爱民”旗号所做的种种害民勾当，一起提出来作为“官戒”，要求地方官作为从政训诫。从郭橐驼的养树经验，可知此“养民术”就是“顺民之天。以致其性”，其含义是，顺从遵循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天然规律，去促使其蕃衍生息的天然本性充分表现出来。柳宗元从民众安居乐业着想，一向主张把官吏的“利民”变成“民自利”(见《晋问》)。“利民”为何不好?专制制度下的官吏，通病是只对上级负责。对民众总是能欺则欺，能压则压。好事都要变了样。如郭橐驼所说的官吏“利民”，“若是怜焉，而卒以祸”。看上去是爱怜农民，结果却是祸害农民。柳宗元提倡的“养民术”，是促使民自富之术。民自富，或许可以躲避官吏的害民扰民。读这些文章，可见柳宗元见解人术三分，爱民之心则无微不至。
　　二是在施政上，提出官吏必须以“利于人，备于事”为方针。柳宗元在专门论述施政的《时令论》中指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利于事，如斯而已矣”。“利于人，备于事”是他的施政方针，意为政令实施需有利于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需妥善地适应各种民间事务。柳宗元反对《月令》篇中这样一些施政规定：“非舂无以布德和令”：“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非秋无以选士厉兵；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对此，柳宗元批评说：“则阙政亦以繁矣”!凡施政与四季的生产相适应，不误农时就是合理的。可见在柳宗元的施政方针中，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其考虑的出发点之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