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J?韦莫斯：《唯科学主义的本质与起源》，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宋红娟：《“迷信”概念在中国现代早期的发生学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4期。。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0页。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王清穆：《序》，载袁树珊《命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董伯骙：《序》，载袁树珊《命谱》，第2页。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林庚白：《序》，载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0页。；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页。；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十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1页。。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