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的界定
(一)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是伴随着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而出现的,最早是由查尔斯·蒂利等人提出。在这之前,大多数学者对社会运动、集体抗议的研究要么基于经济决定的经济学解释,要么基于“挫折-攻击”理论的心理学解释。由于上述理论的基础是对个人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分析,无法在个体与集体行动逻辑之间建立关联,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蒂利等人开始尝试构建能够解释集体行动模式的分析框架。1996年,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发表了题为“图绘抗争政治”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抗争的动力》和《抗争政治》两本著作。在文中,蒂利等人认为抗争政治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1)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2)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蒂利认为,“抗争政治是抗争、集体行动与政治的交汇”。他们以“抗争”取代了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等集体行动的形式,将抗争与政治联系了起来,突出国家在抗争中的作用,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
抗争政治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但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学界的研究相对欠缺,现有的研究也大多基于蒂利等人的抗争政治理论。本文所指的抗争政治就是蒂利等人所定义的抗争政治概念。
(二)政治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在1979年出版的《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
在《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一书中马振清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依据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目标确定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与这个政治组织保持一致,支持这个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
孔永德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
关于政治认同的界定观点不一,综合观之,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指的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个人、群体)对政治客体(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等)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政治合法性、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政治认同主要包括:一是对国家本身的认同;二是对国家政治体系(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基本制度、政党制度等)的认同;三是对法律和政策的认同;四是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比如执政党的先进性、社会公平和正义等)的认同;五是对政治人物(包括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等)的认同。
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前提,也是社会维系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争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影响力在不断增长,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民众抗议活动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于是,很多人开始担忧中国的政治认同早已开始弱化并将呈更加弱化的趋势,甚至会导致党和国家权威的丧失。的确,现有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认同,但这种弱化和继续恶化的程度是否像人们所担忧的那样,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抗争政治涉及的范围广泛,本文就仅从政治认同的视角切入,深入分析目前中国的抗争政治状况,并试图解释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是不是必然导致政治认同的弱化。
二、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类型及原因分析
(一)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类型
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采用群体性事件、集体维权、依法抗争、以理抗争等来描述社会抗争行为,对抗争政治的界定比较模糊。综合近年来的社会抗争行为,于建嵘把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为目标的维权抗争。此种类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抗争主体通过法律或体制内渠道抗争;二是在法律或体制内抗争无果情况下,采取体制外的抗争形式,如群体性突发事件。
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泄愤为主的群体行动。指的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的一种‘泄愤冲突’。”
第三种类型是各种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本文所指的犯罪活动不是广义上的,而是指在抗争政治之下的犯罪活动,主要是在抗争无果或直接出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之下组织犯罪,是更为极端的社会泄愤。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类型的抗争居多,后两种类型有逐步增加的趋势。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抗争,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抗争政治多发的原因。
(二)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原因
1.中国转型期的特殊环境
中国社会多发与频发的抗争行为,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资源的有限、需求的多样,在有限时间内的新的利益分配方式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当期望与现实产生落差,人们就开始形成不满。有了表达不满的需要,抗争政治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就形成了。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轨交织的过程,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在体制转轨中,民众对现有体制的期望与体制所能满足其要求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张力,人们没有表达不满的足够的空间和有效的渠道。当这种不满在表达的过程中被不断激化时,抗争行为的发生就成了可能。
第三,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相对剥夺感逐渐增强。例如,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双重剥夺”;“社会转型没有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根基,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等,这诸多的现象必然引发人们的不满和怨愤,产生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