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再次,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最后,康有为大胆的理论创新并克服困难将创新理论付诸实践,使革命党人提前看到了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使革命与三民主义提上日
我们先来看一看三民主义产生的概况。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亭村,后曾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求学。1894年夏,他上书李鸿章:“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4]然而其上书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此时他的思想是改良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向革命思想转变。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其宣言中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5]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5]其立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而在1895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时,入会成员要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认为只有推翻清政府,国体变更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纲作为其宗旨,随后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民权主义指“建立民国”,是“要铲除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最终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主张土地国有,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来实现。在土地方面,“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6]
三民主义提出以后 对中国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在三民主义指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辛亥起义获得成功。随后各省份纷响应,清政府最终被推翻。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而且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6](p.5)辛亥革命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辛亥革命最终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民主义自身有缺陷,其实践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辛亥革命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渐渐觉悟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三民主义的影响慢慢衰弱下去以后。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一本《大众哲学》(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7],许多三民主义的实践者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如林伯渠、朱德等。
四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在1848年就产生了,然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关注它,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莫大的关系。首先是一战使欧洲破坏殆尽。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后的萧条与混乱使人们产生了对欧洲文明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曾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价值不得不加以反省”。 胡适也在《欧游心影录》中反对科学万能论。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崇拜有所动摇。其次,十月革命所爆发出来的威力震撼了中国人民,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条新的解放道路。所以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很小的,而之后其威力却势不可挡。
李大钊首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于1918年7月到11月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全体人类的新曙光”。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其它一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贡献。如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40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他与李大钊一起被称为“北李南杨”。“李达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8]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反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革命。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主张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较量。通过较量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萌芽”[9]。
此时,苏俄政府的一个举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即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一宣言使中国人感觉到苏俄确实与帝国主义不一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在李大钊等的大力倡导下,许多青年人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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