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汁当糖蘸着粽子吃，反而觉得味道够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翻译时的投入，更是一种由于深深信仰才能达到的入迷忘我的境界。2012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信仰的味道》这篇文章，开篇回忆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墨汁吃的故事，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201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考察广东珠海后，陈望道“信仰的味道是甜的”一事进一步引起广大党员的关注。陈望道一生也始终坚守着吃墨汁时的信仰，执着地追求这份信仰。
一、积极寻求救国真理
陈望道于1891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从小就勤奋务实，边读私塾边干农活。在目睹和了解近代中国所受一系列屈辱后，陈望道在少年时就树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他最初的想法是实业救国，并努力学习数学和博物等应用性强的科学文化知识。1909年，陈望道到金华中学求学，进一步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1913年，陈望道学完中学相应课程，认为要实现实业救国、富国强民，就必须借用欧美的科学技术，因而决定赴欧美留学。随后他用一年时间补习英语，之后又到浙江文江大学进修一年英语和数学，为留学做准备。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陈望道没能去成欧洲，于1915年去了日本留学。
陈望道的救国思想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学完了数学、物理和经济等他早先认为有益于实业救国的课程。另一方面，陈望道还学完了法律、哲学和文学等人文类课程，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学习中逐步认为在实业救国外，社会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学习之余，陈望道时刻关心国家命运和国内政治，在日本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反袁称帝运动。恰巧在这期间，传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好消息，给陈望道思考救国路线带来了新的借鉴。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此时也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陈望道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这方面的书籍，思想随之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抛弃之前的兴办实业想法。这也加快了陈望道将学习注意力向人文社科类转移的速度，不久陈望道就认为学好语言文学对于国内思想启蒙及解放运动更为重要，且很快在这方面形成了深厚功底，为他日后成为教育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国内发生了五四运动，陈望道急切盼望投身国内爱国运动，于是他很快回国了。回国后，陈望道带着爱国抱负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担任语文老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当时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前沿阵地，陈望道充分利用学校的进步环境，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改革主张，与同校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人，在学校组织、教学和管理上推行顺应世界大潮流的改革，提倡学生自治和横排书写文字，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主义，提倡自由平等思想。陈望道还积极向教员和学生提供进步刊物，使他们能及时看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浙江新潮》等国内前沿进步刊物，推动第一师范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而第一师范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力带动了杭州其他学校的新文化运动，当局为此十分恐慌，视陈望道为洪水猛兽，欲除之而后快，并立即采取措施。12月份，教育厅官员和省议员先后到学校督办撤职查办陈望道等四人，并更换第一师范校长。此举激起全校师生的极力抵制，大家誓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当局立即出动军警，用刺刀和步枪将学生包围在操场，妄图以武力实现对学校的改组。陈望道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学生前面保护学生安全，并斥责反动军警的行为，迫使军警后退，双方出现对峙。第一师范风潮很快得到了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全国各地师生的声援，很多报刊也发表评论警告浙江教育局不要一意孤行，制造悲剧。陈望道和学生的斗争最终迫使浙江当局撤销了原先的决定，学生平安了，但陈望道等教员由于旧势力过于强大而不得不离开第一师范，杭州的新文化运动也陷入低潮，陈望道倡导的一系列改革全部被取消。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与反动势力直面斗争，接受了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从而彻底否定了早先实业救国思想。痛定思痛，他深刻认识到旧势力强大，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革命。陈望道还清醒意识到推翻旧势力、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当时各种思潮良莠不齐的时期，首先必须从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入手。陈望道在后来回忆时指出，他当时觉得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判别新旧事物，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①。
而在此前后，国内报刊上已经发表了大量零散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出现了《共产党宣言》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但没有全译本，这已无法满足人们系统阅读需求与理论学习渴望。李大钊、陈独秀和戴季陶之前分别读到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知此书的分量，均有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的想法，但要把这本思想名著译成中文决非易事，难度太大，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外语和中文修养，最终他们都未能翻译这本书。《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首先想到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也极力赞同。于是，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戴季陶提供了日译本，一并交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陈望道受“一师风潮”的促动，欣然接受翻译的重任，在拿到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后，只带上必要的工具书就起身了，于1920年2月下旬回故乡分水塘村。陈望道回家后，独自住进老家的一间柴屋，避开了反动当局的干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和速度，陈望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吃住都在柴屋。柴屋里没有电，陈望道在晚间就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挑灯翻译《共产党宣言》。义乌山区农村的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陈望道就将柴屋里的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
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的母亲一日三餐都给儿子送饭吃。陈母见儿子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翻译，人都累瘦了，心痛之下便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吃粽子时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在继续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陈望道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看到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对大笑一场。此时，陈望道完全沉浸在翻译工作中，整个注意力都被《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吸引，母亲问他粽子够不够甜时，他对《共产党宣言》的感觉完全替代了味觉，从而也就有了他那经典而意味深长的回答。
的确，对于陈望道来讲，信仰的味道就是甜的，也正是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找到了甜蜜的信仰。在此后的一生中，陈望道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甜蜜信仰。
二、努力践行共产主义信仰
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了《共产党宣言》，应《星期评论》编辑部的邀请，离开义乌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到上海后，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请陈独秀再校，由陈望道作最后修定。陈独秀对译稿非常满意，经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上海成裕里12号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6月份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中译本，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促进民族觉悟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及发展壮大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初版印了1000册，上市即被抢购一空，一个月后又重印1000册，也很快销售一空。陈望道曾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寄赠鲁迅。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①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成员正是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才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提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毛泽东的回忆是对陈望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功绩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也高度评价了陈望道的贡献，他当着陈望道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指的就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功劳和影响。
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于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吸收的一批会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陈望道还参与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形成了党早期理论宣传的有力阵地。
陈望道在拿起笔与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到工厂区间向工人群众做宣传工作，先后帮助组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和邮电工会。由于陈望道工作出色，他被组织委以工会部长的重任。陈望道在组织工会过程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阶级觉悟，支持工人进行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斗争。在陈望道的发动和支持下，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迅速，1920年上海的罢工达40次之多，而且规模很大，仅五一节这次，就有五千工人游行纪念，并成功冲破了军警的阻碍。
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初的社会主义论战期间，陈望道撰写了大量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革命的进展及现状，抨击中国旧社会、旧制度，提倡妇女解放，提出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一些具体设想。这些文章有力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影响。
从1921年1月起，陈望道接替陈独秀担任《新青年》主编。陈望道在担任主编期间，强化《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的宗旨，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宣传需要，在选稿用稿上特别突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探究。至1922年7月，陈望道前后主编《新青年》8期，所刊发文章多从理论上分析探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正本清源，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期间，法国巡捕房在1921年2月以《新青年》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陈望道不惧风险，组织《新青年》杂志社转入地下状态，继续办刊，坚持斗争，并在军警高压状态下紧密团结众多北京进步人士以及有关作家，鼓励他们踊跃投稿，保证了刊物宗旨的的落实、刊物质量和出版的连续性，陈望道以巨大勇气和艰辛的劳动，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宣传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陈望道积极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学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
三、在党外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正当陈望道积极筹备中共一大时，发生了审批组织活动经费的风波。事件起因是李汉俊写信让陈独秀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此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严重不足，陈望道和李汉俊等几人通过翻译赚取稿酬来贴补组织活动经费，但还是不够。陈独秀回信没有答应，李汉俊和陈独秀为此闹起意见。陈独秀在争执中又将陈望道牵扯进经费一事，还四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并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大骂李汉俊和陈望道。在陈独秀接连攻击下，陈望道十分生气，觉得个人名誉和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公开道歉。陈独秀却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不能忍受这样的不公和陈独秀的态度，表示今后不愿意再接收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请求，为此也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召开后，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被确定为第一任书记。在担任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陈望道重点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并集中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使上海党员总数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从15人发展到50人，增加了两倍多。由于陈独秀始终不肯公开澄清之前对陈望道的污蔑，陈望道在1922年6月正式提出辞呈，辞掉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并提出退党。中央并未立即同意陈望道退党。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他（陈望道）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①这里，陈望道很明确地表明退党只是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的不满，丝毫不损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的信仰，并表示在退党后要更好地继续为党效劳。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所交予的任务，仍一如既往、不折不扣地努力完成，思想永远忠于党，自觉履行党的宗旨。陈望道于1923年秋天接受组织委派，到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陈望道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上海大学成为共产党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全校师生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并肩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2年1月17日，陈望道与其他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团结作家展开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斗争。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陈望道与茅盾、鲁迅、叶圣陶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宣告上海文化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这次集会还组建“中国著作家抗日会”，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1934年，国民党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陈望道出面邀请胡愈之、夏丐尊、叶绍钧、陈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起针锋相对的“大众语”运动，成功挫败了当局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7月，陈望道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发起成立“上海新文字研究会”，首先争取到公开的合法阵地，以此展开大量统战工作。8月，为了有效反击汉奸言论，陈望道踊跃为《申报》“专论”栏目撰稿，有力遏制了日本军部在上海出版的《新申报》汉奸言论的影响。10月，陈望道参与发起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陈望道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与会者联名要求民国政府即日宣布对日绝交，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开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陈望道多次到讲习所讲课，培养抗日救亡团体的负责人。1940年秋季起，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屡遭汪伪特务迫害，陈望道不得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为民族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解放战争时期，陈望道于1946年秋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中，陈望道被选为“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领导上海高校参与民主斗争。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学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迎接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在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望道被安全转移到叶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迎来了上海解放。
四、为了信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陈望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在政协和民盟的活动中，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之外，陈望道利用自己的专长优势，继续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服从党的各项决议，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完成党交给他的所有任务。1952年秋，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而鞠躬尽瘁。在高校教育工作中，陈望道特别重视加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他认为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就上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就会成为空话。
鉴于陈望道对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贡献特别巨大，他本人对党的信仰始终未变、在党内的威望和个人的先进性，中共上海市委于1957年5月31日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申请报告。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说：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自传，也不用写报告。1957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签署的“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就这样，中共中央直接将陈望道吸收为中共党员，自此陈望道重新回到党内。陈望道回到党内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党的十大代表。
回到党内后，陈望道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在自己专长领域勤奋工作。1957年，中国语文杂志社重印了他编辑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出版时他为该书写了《重印后记》。又曾于1958年与1962年两次重印了陈望道1932年的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1960年冬，陈望道继任《辞海》主编，他以高度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重新编写任务，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他还亲自为该辞典题写了书名，为中国文字语言基础工作作出了不朽贡献。在此期间，陈望道主张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推动新中国修辞学理论建设和发展。由于陈望道在学术界的地位、他在党内的威望以及党对他的信任，陈望道两次承担出国访问任务，第一次是在1956年秋，他率领我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参加东德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是在1962年10月，他率领人大代表团赴越南考察访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望道就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72年，才重新出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1973年，他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题写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同时这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抗议。1975年10月，陈望道病重，但他在医院里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工作，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信仰终身奋斗的顽强精神。1977年10月24日，陈望道病情突然恶化，医治无效，于10月29日凌晨逝世，终年87岁。
陈望道在生前还始终不懈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统一祖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在病榻上还向海外同胞呼吁要为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而奋斗。
陈望道的一生就是他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终身奋斗的一生，无论他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始终在实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