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中写道,“法兰西最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曾通过他的沉思给过先验现象学以新的推动”,但他又说,“由于笛卡尔动机的彻底展开而不得不摒弃笛卡尔哲学中几乎的有那些众所周知的教义”。[1]我们将从笛卡尔的我思到胡塞尔向先验自我的转变来论述两位哲学家思想的内在联系与差异。
　　一、对“我思”的反思
　　在笛卡尔之前,不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不论是经院哲学的唯名论还是唯实论,都是在人的主体性之外寻找客观性,无论这种客观性是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的,作为第一实体或者本原,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笛卡尔则将这种对客观性、普遍必然性的寻求转向了认识主体的内在性,只有在主体的认识领域,普遍必然性才得以建立。在笛卡尔看来,以前的一切哲学和整个知识大厦都是建立在浮土和沙子之上的,缺乏稳固的根基,为了寻找这种具有奠基作用的基石,有必要对哲学和一切知识进行重建。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这种重建的要求就导致了一种转向主体性的哲学。
　　笛卡尔是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对哲学进行重建的。在他看来,我们对世界存在的信念,我们的精神形态以及数学知识,都是可以怀疑的,要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将它们从确定的认识领域清除出去,最后剩下一个不可怀疑的事实,就是具有明见性的“我思”。明见性是当下拥有、当下体现性,与直观和当下自身被给予性相关。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再通常更严格意义上,一切经验都应当被包括进明见性之内。明见性既可以是比较完备的,也可以是不那么完备的。完备的明见性以及它的相关项,即纯粹的和真正的真理,都是作为在追求知识、追求实现意味着的意向的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观念,或一种通过投身于这种追求中才能推知的观念而被给予的。”[2]明见性分为肯定的明见性和否定的明见性,后者意思是明见性和经验所表明的东西发生冲突;又可分为完备的明见性和不完备的明见性,完备的明见性才是纯粹的和真正的真理。笛卡尔的我思是否具有完备的明见性呢?胡塞尔并不认为。他认为我思只是一个精神性的实体,是经验唯我论的表现,只具有不完备的明见性,因而不能充当知识的根基。
　　二、对笛卡尔推出“我思”的方法的批评
　　“笛卡尔本人事先已经拥有了一种关于几何学或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科学理想。作为一个致命的偏见,这种理想支配了好几个世纪,并且也未经批判地思考而规定着笛卡尔的沉思本身。”笛卡尔利用数学自然科学的方法推论我思,“终归意味着要以整个逻辑学和科学理论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必定被包括在那已被推翻了的一切科学之中。”[3]也就是说,对笛卡尔而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想本来是已经被普遍怀疑所排除的东西,但他却重新拾回这方法进行关于我思的推理。笛卡尔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致命的错误,他用这种方法推论出的我思当然不具有完备的明见性。胡塞尔认为发现和提出这种明见性是笛卡尔怀疑考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遗憾的是笛卡尔没有把自己提出的这一原则贯彻到底。他虽然达到了‘我的思维是存在的’明证性,但尚未达到‘思维存在的明证性’,尚未达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笛卡尔的我思仍然含有心理主义的残余,因而必须对之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以达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也就是超越我思达到先验自我。
　　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是一种没有对象性活动的封闭于自身之内的经验性的反思活动,我思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只能是一种精神性实体。在笛卡尔看来,既然我思是不可怀疑的起点,那么,我思必定有一个支撑者,即实体性的“我在”;只有“我在”我才能进行思的活动。笛卡尔从我思的明证性推出我在的明证性,从而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结论,这一命题和我思、我在一起,具有怎样的明证性?从我思到我在的推论是否合理?我思如何能够推出我在?当笛卡尔为我思活动寻找一个实体时,他已经重又利用了他所排除掉的自然知识。
　　使一切预先给予我们的科学失效,把它们看作为我们不容许的先入之见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通过现象学的悬搁,剥掉它们的基础,即经验世界的基础的素朴有效性。这种以自然的经验明见性为根据的世界存在不应当再是对我们不言而喻的事实,不是绝对原初的判断基础,伴随着世界的存在已经预设了某种原先自在的存在基础——先验自我。先验自我是一种知识论的概念,它不仅是一切知识和科学的奠基,而且建构世界。只有在建构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世界的客观性含义。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而达到先验自我,先验自我是一种纯粹自我。先验自我不是存在着的精神实体,而是意识之流。自我意识的流动也是一个显现的过程,构造现象的过程。通过先验自我的构造功能,在悬搁和还原中被遗弃的世界在先验自我领域获得了一个最终的认识立足点和经验立足点,从而包括我们的科学知识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确定性重新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