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 Idioms；Metonymic Thinking Models； Language； Thinking and Culture
　　一、引言
　　“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al Linguistics）”是一门新边缘学科，是认知语言学同社会语言学的合流。[1]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甚广，涉及到语义和言语变异理论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文化模式研究、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方式是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原型理论、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模式等应用于语言的社会性研究之上。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框架下，以汉语熟语为研究语料，揭示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并探析思维、语言与社会文化各自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熟语记载的是人们感知、体验、想象、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其概念意义具有极强的暗示作用与认知力，是人们籍以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熟语在汉语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说汉语的人的思维特性。
　　二、汉民族转喻思维模式
　　国外学术界对转喻模式的分类有多种，其中最典型的是Panther和Thornburg的语用角度的分类和Peirsman和Geeraerts提出的原型结构范畴角度的分类。[3]本文相关的讨论参照的是后者的分类标准。
　　1. 次事件与复杂事件。事物、现象间具有概念的邻近性，概念相邻的事物、现象能够彼此取代。“印累绶若”等熟语较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印累绶若”语出《汉书·石显传》。印：指官印。官印，顾名思义是指官吏或官署之印，是官吏职掌或政府机构行使权力的凭证。累：重叠，多；绶：绶带，一种彩色用来系官印的丝带；若：长的样子。
　　“印累绶若”作为来源域呈现的是长长的彩色丝带系着许多官印的概念场景。这个概念场景映现到目标域，比喻官吏身兼数职，权势显赫。这种映现机制与人们的一些转喻思维模式有关。其一，印转喻官职是因为印的特征及功能与执政掌权有着直接的联系。概念上的“邻近性”使这两个概念以此代彼成为可能。其次是“次事件代复杂事件”或“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长长的彩色丝带系着许多官印是一个次事件，被概念化为职掌、行使权力复杂事件的一个次事件，达到了指称这一复杂事件的目的。
　　2. 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一些事物与现象的概念是具体、形象的，而其他的是抽象、隐性的。在特定转喻思维模式应用的基础上，能够进行以此代彼的认知运作。熟语“琴瑟不调”的实际运用展示了这一认知运作的过程。
　　“琴瑟不调”出自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琴、瑟：两种弦乐器名。琴瑟二字均从珏。珏为二玉相并之形，意为二玉相碰之声，表示这是一种玉声即悦耳声音。
　　“琴瑟不调”字面上的概念表述的是实际的、客观存在的、有界的情景——琴瑟合奏时，声音没有调整得和谐；其规约熟语义表征的则是一种潜在的、无界的情景——政令不当，失去调节。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致治保邦之计。”“琴瑟不调”使政令不当，失去调节得以概念化的原因，是其字面概念背景提供了转喻认知参照点，经“实际代潜在”的转喻思维，前者用于代替后者。“实际代潜在”就是一种行为/事件/过程与状态的关系。[4]
　　3. 总体与单个实体。许多熟语是人们对社会文化现象观察与认知的概念化表征。这类熟语有“三班六房”、“五行八作”、“三姑六婆”、“三教九流”、“六街三市”等等。可以看得出来，此类熟语均是事物概念的总称，但在发挥转喻思维模式——“总体代单个实体”作用的情况下，可以转喻地指称组成总体的单个成分。以“三班六房”的分析为例：

   “塞翁失马”比喻坏事变好事，是一个语言转喻的用法，指称类似的一般情况。但在“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思维基础上，它的所指得以发展，可以针对具体的事物现象。而蕴涵其中的“类属代具体”的转喻思维也为人们广泛应用。
　　思维与语言虽然是两种机制，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
　　再次，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语言根深于文化，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知识又是语言的内涵。文化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内涵。“琴瑟不调”等熟语就是最好的佐证。
　　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注重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倡导仁爱、宽容、义务、奉献、等级。“琴瑟不调”难以做到政通人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印累绶若”、“三班六房”更是打上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无处不在的森严等级的烙印。它既是政治的体现，也是思想文化的潮流。
　　同时，语言又能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语言形成的本身与人类文化密不可分，因为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语言形式尽管受思维、文化的控制，但语言形式却从根本上确定了思维和文化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模式。语言形式是某一特定思维与文化的编码规则，所有该文化群体内的成员都必须在该标准下进行思维活动和文化活动。[8]汉民族“愤怒”熟语的产生理据是汉民族的认知思维，如《淮南子·本经》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充血，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同时，“发指眦裂”、“勃然变色”“火冒三丈”、“气涌如山”、“咬牙切齿”、“捶胸顿足”这些语言形式成为了人们在汉文化背景下表征“愤怒”的规约说法。
　　总之，思维方式是联系文化与语言的纽带。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关系密切，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本文的熟语及示例均引自《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