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与“文化革命小组”的提议
　　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学校等单位派驻工作组的提议，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这不表明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没有分歧。
　　1966年6月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运动情况时，希望得到关于处理当前运动的进一步指示。毛泽东向他们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8］1422此时北京各学校大多数都已经进驻了工作组。同时，对于刘少奇等人请他回去主持工作的提议，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并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这次会上并没有就运动的计划、安排等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这实际说明,毛泽东此时对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已表示一定怀疑，至少是有保留意见的。
　　对于工作组进驻学校后，部分学生与工作组的激烈矛盾以及驱逐工作组的情况，自然是身在京外的毛泽东所高度关注的。对毛泽东而言，工作组的存在必然影响学校运动的开展和深入，这对他发动群众推动“文革”运动的目标构成阻碍。毛泽东开始考虑通过群众选举产生新的组织机构来领导本单位的运动，推动“文革”的深入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初是支持派出工作组的。据郭影秋回忆：“陈伯达、康生等还曾反复催促‘要快派’、‘尽快派’。”［2］251此后，陈伯达等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转为反对派出工作组，这极可能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关。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开始驱逐工作组并已了解毛泽东的态度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他提出:“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9］对于文化革命小组的产生方式,陈伯达提出:“小组成员由群众提出，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进行选举。票选或举手表决，由群众决定。”［10］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并没有讨论他的建议。
　　对于这一建议,陈伯达在后来给毛泽东的信中曾表白：这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用“很传统的方式”，表示他们不同意工作组和要求撤出工作组的意见。他在信中表示：“在6月20日以前，小组同志察觉到很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因此，主张文化大革命必须由群众自己进行，由群众自己选出来的文化革命小组主持工作。”［11］陈伯达提出的“文化革命小组”与当时作为工作组领导下一个部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有很大差别的。也就是说，“文化革命小组”实际是作为工作组的对立面存在的。陈伯达提出的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成为后来毛泽东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机构的基本设想。
　　三、毛泽东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推动运动发展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在19日和21日的两次会上,毛泽东提出：工作组起阻碍运动的作用,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终做出撤走工作组的决定。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通过建立或重组“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的群众组织,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以推动“文革”运动的进一步展开。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他在谈话中提出：“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8］14237月25日上午，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他在会上严厉批评工作组搞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表示：“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8］1423
　　尽管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提出了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类组织机构的观点，但两者却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的设想更强调群众性，提出通过群众选举产生的机构实现对“文化革命”的进一步领导。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到北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考察“革命形势”。在这些高校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一是撤销工作组；二是由学校师生自己在本单位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和文革代表大会一类的群众组织。
　　7月2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群众大会上讲话,肯定了“一切权力属于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在这次会上,陈伯达提出:“由你们的同学、工作人员和革命师生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建议上级机关，党委派观察员、联络员,当你们的顾问,而不是站在你们头上,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们班、系、校的各单位先做充分酝酿,然后把名单提上来,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选举。当选的人员不称职,不好,可以罢免,再换。”［12］
　　7月26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来到北大,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在会上，陈伯达提出中央文革的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13］陈伯达表示：“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是由群众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他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类组织机构的产生方式和运作原则：这些组织的成员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充分酝酿，发现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来替代他们。［14］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5］
　　7月28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做准备。聂元梓被选为筹委会主任，她根据指示提出“校文革”的产生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方法，要从基层，从群众中间选出校文革。［16］同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了撤销各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院校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以清华大学为例，7月29日，派驻学校工作组的负责人叶林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新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工作组撤离学校。叶林提议：由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组成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大会以鼓掌方式通过。［1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