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规定多种分配土地的方式,由各民族群众自主选择。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七军的工作报告》中说,他当时在右江地区领导土地革命运动时没有采取一刀切和行政命令的做法,而是在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后,根据各民族、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分别采取"'平分' 、'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各族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自己选择。"[8]充分尊重各民族群众的意愿,使土地分配的方式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又体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
　　二是谨慎探索"共耕"。在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邓小平根据当时一些苏区的做法,在右江地区谨慎进行"共耕"的探索。邓小平先在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较好的个别村、屯进行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的成功经验制定并颁布了《共耕条例》,但仍然不搞一刀切和行政命令,而是采取三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分耕分管,大部分地区采取这一方式;另一种是分耕共管,少部分地区采取这种方式;第三是共耕共管,即成立共耕社,只是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个别村进行试点,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在办试点时强调"按实际性质进行" 。[9]这充分证明邓小平在进行"共耕"政策的探索时,十分注意不能脱离各族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避免了"左"倾激进错误的出现。
三是在分配土地时,认真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规定不分民族,同样参加分配土地和财产,使得过去长期居住在山里,遭受压榨最深重的瑶、苗族同胞,也同样下山分到一份肥美的田地,也可以住进没收豪绅地主得来的房屋。对于一些瑶、苗族群众,因耕作习惯等问题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给他们。按照民主革命的政纲,土地应分给农民个人所有。但因右江多数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表示由苏维埃政府掌握土地所有权,发给农民使用证比较安心些,因而规定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农户土地使用证,禁止买卖。
　　四是根据右江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一贫如洗,分到土地后因缺少耕牛耕具和种子而无法发展生产的实际,在《土地法暂行条例》中,规定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耕田农具,集中起来分给无农具或少农具的农民使用,如不够分配,由苏维埃政府向农具多的富农、中农统一借入,再出借给无农具的农民。这也是其他苏区的土地革命法所没有的。
　　四、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吸收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红军队伍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左右江地区进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武装割据,离不开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因此,必须大力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选拔和使用民族干部,大量吸收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红军,充分调动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
　　在培养和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方面,邓小平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右江地区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针对左右江地区缺乏产业工人,非产业工人和农村雇农等无产阶级也很少,自耕农占大多数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左右江地区党的建设工作,既尽量吸收工人、雇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又注意吸收贫农、中农等自耕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既重视在乡村发展党员,又重视加强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党组织,使左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成为联系各族人民的桥梁和纽带,成为领导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党员仅40余人,到百色起义时,党员已经发展到300人左右。百色起义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右江特委和9个县委,县委下设区委、乡支部。1930年9月,右江革命根据地党员已发展到约2000人,其中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党员。[10]
　　在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首先是大量吸收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到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红七军前委不仅任命壮族优秀子弟韦拔群、黄治峰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三、第四纵队队长,而且还提拔了廖源芳、黄世新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右江特委10名委员中8名是壮族;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有壮、瑶族委员6名,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8名委员全是少数民族干部。[11]其次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部队及地方党委、政府分别举办教导队、党政干部训练班或军事政治学校等,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训练培养。从1929年底到1931年初,红七军前委和中共右江特委、红七军第三纵队等先后在东兰县举办了有各族干部参加的各种训练班7期,另外还单独举办了2期瑶族干部训练班。1930年4月邓小平亲自在东兰县武篆乡举办一期有100多名来自右江各县党员干部参加的、为期10天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通过培训和实际斗争锻炼,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干部中,除少数是外来干部外,多数是右江地区壮、汉、瑶、苗等本地干部。红军部队中的连排干部,也多数是本地的干部。"这些干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只有牺牲,没有叛变。"[12]在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和桥梁作用。
　　在吸收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红军方面,红七军前委规定壮、瑶、苗族等少数民族青年享有平等的参加红军的权利。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吸收不少壮族青年来补充,第三纵队更是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的壮、汉、瑶族农民组成,第四纵队也是由少数民族青年组成。受压迫最深重的瑶族人民,积极参加红军,他们革命坚决,作战勇敢,完全改变了原来受歧视欺凌的地位。
　　邓小平在百色、龙州起义期间的早期民族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极富创造性,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和研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早期民族思想,对于完整而系统的领会和掌握邓小平民族理论,正确解决好当前新历史时期的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构建民族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6][9]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百色起义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3][7][8][12]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写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4][11]何成学.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J].广西民族研究,2002,(2).
　　[5]在左右江两岸[N].人民日报,1958,5(9)
　　[10]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25~1987)[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