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甘肃省各级政府全面认识到群众参与情绪是否能被激发和调动，是土改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只有通过有成效的动员策略，发动群众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所害、剥削的历史，以期激起阶级仇恨，坚定群众的阶级立场的办法，才能完成土改的发动和有效实施。众所周知，甘肃处于西北干旱地区，土地凝结、碱性大、水分容易蒸发，耕耘困难、产量少，山地气候南冷，吃水困难，人口稀少，群众饱受自然环境限制的折磨。同时广大贫雇农饱受地主阶级经济上残酷剥削，政治上的压榨。
　　一、命运和良心观念的使然
　　（一）群众的“命运”观念根深蒂固。农民长期生活于半封闭的乡土社会中，他们固守着自己的道义，高度认同现存制度，对地主、高利贷者有极强的依赖性。尽管现实中的贫富分化和贫富差别，使得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农民也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地主对农民存在着剥削关系，所以不可能问罪于现存体制。相反，他们往往援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农民常把自己或家庭的命运归结为命运或天命，常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没福人跑断肠，人家享福是祖上积了阴德，咱们穷是上辈子没有干下好事情，由天命观引出知足常乐，在传统的乡村有较大的普遍性，从而导致的结果是群众消极的服从，力图加以逃避。
　　（二）群众的“良心”观念盘根错节。同时在以亲属血缘关系网络中，农民有较大的自治性，维持不文明的规则在于良心。老百姓面对不公平时常说一句话是天地良心，遇到纠纷常是乡村里有威望有道德的长者，对国家权利一直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打官司，对官府有一种排斥和反感的情节。山区群众普遍存在宿命观点，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上天手中，在他们看来是平白无故的夺取别人的财产，认为是伤天害理、是不道德没良心的事情，不仅不能改变穷的命运，而且还会受到上天惩罚。
　　二、群众缺乏思想觉悟
　　政策是群众斗争的武器，必须使政策确实为群众所掌握。然而，土地政策制定的非常详细，执行起来很有难度，例如剥削量的计算、地主和富农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整体的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了土改的宣传和发动。地主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落后愚昧的心理。他们总是利用农民这些弱点来欺骗农民，麻痹农民的阶级意识，要使农民自觉行动起来，组织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不启发他们的觉悟，要使广大农民从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
　　三、群众对土改的认识不足
　　（一）广泛存在和平分田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压迫和剥削下，农民对政治有严重的恐惧心理和冷漠感，形成了顺从权威的天性。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能理解土地改革政策对土地改革的政策及内容缺乏较明确的认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已经足有一年了，而且政府颁发了《土地改革法》，因此群众普遍容易认为执行政策是政府的事，政府有法令，群众得到土地就行了的思想。
　　（二）害怕得罪人。土改以前许多群众尚不明白剥削的本质，大抵认为租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无偿分田有悖于乡村伦理，因此在分田问题上“害怕得罪人，把希望寄托在在政府、工作队、乡干部的身上”。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了解土地改革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思想认为土地改革要靠上边，农民不仅没有革命者眼中的被剥削意识，相反视地主富农为衣食父母。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这种状态，往往与双方为本家、亲戚、邻里的血缘或地缘关系有关，农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
　　四、农会组织不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构，任务是团结雇农、贫农，中农及农村中一切反封建的分子，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保证农民的利益。然而，在农民协会创建中，一些流氓土匪恶霸或明或暗的把持农会，导致有些农民意识到对以地主的破坏活动是敢怒不敢言。据甘肃省统计，土改前全省乡村农会政权中，地主占1.08%，富农占1.38%，中农占44.5%，贫农占42.82%，雇农占7.59%，其他占2.63%。而在人口比例上，地主占全省总人口的5.63%，半地主式富农占0.36%，富农占2.96%，小土地出租者占0.22%，中农占43.80%，贫农占32.98%，雇农占10.25%，其他成分者占3.7%。由此比较可见，建国后至土改前，地主与富农在整个阶层农会政权中占很大的权利和比例，这两大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着乡村的基层政权。
　　综上所述，在诸多影响群众诉苦和有效发动土改实施的因素中，单从群众自身角度出发分析的情况下，正是由于群众存在着良心、命运观念的主宰、阶级觉悟的局限和农会组织不纯的原因，使得在这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揭发地主的罪恶、很难诉说受迫害的悲惨生活和受苦受难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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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