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税收，税是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契约价格”，为了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国家通过对征税税权力的行使把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把向让渡给政府“作为一个一般规则，不幸的个人如果不是生活在有税收能力和能够提供有效救济的政府下，他就没有法律权利可言。无政府意味着无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在内核上是辩证统一的，而并非表面上截然对立的。
三、国家征税权力与公民财产权与的冲突与契合
　　税收的本身含义，就是国家权力机关事先要征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的前提下，在私人财产权以国家权力形式保障下，把公民个人财产，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中拿走一部分。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促成了公民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建立，而公民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又是国家税收的前提。法制社会要求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首当其冲的无疑就是私有财产不受税收在非法状态下的侵犯。国家行使征税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社会财富从私人拥有者手中流向政府，也同时意味着财产所有权发生转变，因此税收可以在本质上将其理解为是对私人财产权的侵犯和对私人财产的剥夺。公民财产权优先于国家征税权的意义所在，就是要从法律上对这第一次剥夺进行限制。国家在行驶征税权的同时，就是在宪政意义上承认对私有财产权。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就是税收，这等于在逻辑上认可了私有财产先于国家而存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是没有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宪法地位的国家，其征税行为都是政治合法性的缺乏。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国家财政取得的正当的和合法的前提就是承认私有财产在私法领域的神圣性和优先性，用宪政的思想来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首先应当体现在限制政府在税收方面的行为，包括征收税款和使用税款上。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政府在放弃在计划经济时代自己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即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进行的同时，必然要通过从私有财产中收取经济收益——即税收来保障国家财政和政府的运营。
　　而私有财产权的安全性的保障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要通过经济活动扩充私有财产就必须纳税，而这样依法缴纳的税款也成为保护财产权利和经济活动安全的“保护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定主义确立下的税收也是一种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在这一点上国家征税权力与公民的财产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四、国家征税权力的限制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鉴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欠缺，发达国家的税收立法经验会对我们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为指导，建立以宪法为统帅，以税收基本法为主导，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驾齐驱的“三位一体”的税收立法框架。宪法是税收法律的渊源。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地位用以制约征税权，才能实现国家征税权力的限制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有机统一。
　　税收法定主义立宪也是社会主义宪法主要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从现实情况看来，税收立宪对完善我国不健全的税收法律体系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宪法的本质被公认为是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保障公民权利，而作为公民权利内容的财产权利也就必须得到宪法的保障。因此，必须进行税收立宪才能对抗征税权的滥用，从根本上最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均将税收法定主义写进本国宪法，“只有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固定下来，才能起到统领其他税收法规，为依法治税提供坚实的宪法基础。”只有通过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用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才能排除政府侵犯人民财产利益的可能。我国必须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使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体现于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的每一个环节。
　　五、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日趋完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正逐步走向良性互动的建构之中。财产权与征税权在彼此博弈中实现其价值，最终实现纳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和谐统一。在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创新时代，国家如何通过正当程序来“索取”公民财产就会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实现既对纳税人的私人财产权的保障有保证其不受征税权的非法侵犯，又使国家在“剥夺”在纳税人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保证其行为长期性的物质基础，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以强化纳税人的公共福祉。
　　
　　参考文献：
　　[1]王道福．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主义．四川大学．2004年．
　　[2]靳玉强．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探析．厦门大学．2006年．
　　[3]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编．税收基础知识．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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