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环境权作为人格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事立法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人格权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以一编的篇幅对人格权进行了界定。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格权未在民事立法中得以确认，不利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徐国栋教授在其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一编《人身关系法》提出了“消除危害生命健康的危险权”和“环境权”，把这两项权利作为人格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第二编第八分编侵权行为之债中规定了环境责任。［5］环境权的保护有赖于民法人格权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因此，必须在民法制度中建立环境权制度，以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4.民事立法过于原则，不利于法律的具体适用
　　我国民事立法向来有“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物权法》仅在“相邻关系”中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和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但是没有规定对违反该规定的制裁措施，从而使该项规定成为“道德”条款。徐国栋教授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在第二编《财产关系法》中提出，“以绿色方式行使物权”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在对所有权相邻关系中的私法限制中规定了不可称量物的适当侵入，即烟雾、热、气味、光、噪音、振动或类似损害即使已经国家许可，如超过正常人的忍受程度也应停止妨碍或赔偿损失。这种全新的思考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侵权责任法》也有类似的问题，如在“环境污染责任”一章中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没有列明具体环境污染侵权的类型，造成了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八编《侵权行为》中设专节《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对其作为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范，将环境污染分为转基因产品、水、大气、固体废物、海洋、能量、危险品、采矿等，并对破坏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特定环境区域责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6］这种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在具体适用上增强了可操作性。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民法保障是宪法保障人权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目前，民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和环境保护的功能已逐步为人们所认可，国外民事立法和我国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引和借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民法在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所具有的规范、调节、引导和平衡功能，把环境资源保护的民事立法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切实发挥民法在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三、我国民法在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制度完善
　　21世纪的中国民法必须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内容、范围和方式的调整。我们必须对民法基本制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必须转变过去采取行政手段以权力保障权利的做法，真正实现由权利保障权利，把长期以来人们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被动应对行为转变为自觉统筹考虑的行为，以制度来克服人性的弱点，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民法理念皈依这是当前我国民法在和谐发展中的使命所在。
　　1.社会可持续发展之民法保障的范围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消除由于资源稀缺而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实质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在遵循统筹兼顾原则、公平原则、私权保护优先原则、环境责任国家最终承担原则、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和程序简化有利诉讼的原则的基础上，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民法制度进行完善：重视保护民事主体个体权益，将环境权提升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完善物权制度，对所有权人和用益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和平衡，主要涉及到土地、水流、矿藏、海域、森林、草原、荒地、渔业、珍稀动植物、滩涂、山岭等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问题，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从事工业经营的限制如核辐射、噪音、无线电辐射对不动产相邻关系造成的影响；完善商事制度，将环境保护纳入公司融资和上市的必要考虑因素，建立从业禁止或限制的相关规定。通过限制污染严重的单位的经营规模、甚或禁止其经营及限制其高级管理人员一定年限内从业，完善侵权责任法，逐步扩大权利保护的范围，提高保护意识，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公平正义。
　　2.民法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构建
　　首先，应当建立人格权法，确立环境权的法律地位。随着社会发展，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不直接规定环境权，而将其纳入生命权和健康权内涵之中；二是在人格权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对环境权的正确定位直接关系到民事法律所保护的范围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环境权是一个既包括人身权又包括财产权的概念，环境权的内涵是保护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其保护的范围既包括对人生命健康权又包括人的财产权利，环境权的性质如同知识产权一样，属于一种独立的权利。
　　其次，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物权制度。一是把和谐发展的理念作为物权行使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典《物权编》中应当明确“物权的行使应当有利于资源的持续利用、生态改善、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应当最低限度降低环境污染，不得影响其它权利人合法权利的行使”。二是构建新型相邻关系和用益物权、地役权制度。对不动产相邻关系加强义务性规定，所有人、使用人在其不动产上从事工业生产和经营不得造成其他权利人生活和生产之妨碍；对涉及水污染、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易燃易爆设施、强辐射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告知义务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潜在的受影响者有知情权；设施所有人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尽量减少和排除危害的发生；即使相关经营活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且符合相应的标准，但是不影响受害人要求排除妨碍并要求赔偿的权利之行使。在用水、采矿、放牧、渔业、采伐林木、草原利用等方面，构建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要加强用益权权利行使之禁止的规定。如水权用益物权中规定使用者不得超过自己的限定份额，实行无害排放制度，不得影响同一水源其他用益人的权利；采矿权的行使不得影响地面其他权利人的权利，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护；地役权用益人应当无害通过，不得对地役权人造成环境污染。三是明确所有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我国由于国家所有权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对所有人进行权利限制以保护用益人的权益更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明确规定不动产及动产所有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对该权利上设定的其他用益物权权利人的权利行使造成妨碍，如国家在实施跨流域调水时，不得影响其它用益权人对水的使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