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严打”作用的正确估价
　　1. “严打”有其积极意义
　　首先, 虽然“严打”具有政治性的特点, 但决非纯粹的政治运动。邓小平曾经就“严打”问题提出“我们说过不搞运动, 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 “严打”是公、检、法等各有关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通力合作, 同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作斗争的应有之役, 其性质仍属于司法活动。[4]
　其次, 由于“严打”严格地、严肃地执行法律, 认真负责地查办一切犯罪案件; “严打”统一行动, 将“流窜作案”、“负案在逃者”绳之以法;通过“打黑除恶”弘扬正气, 伸张正义, 使任何人只要犯罪都无例外地受到刑事追究, 使已然之犯罪分子和潜在的犯罪者感受到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而不敢以身试法; 同时也就实现了法律的公正价值。因为, 正如列宁所说“在某种意义上, 刑罚的有效性、惩罚的警戒作用, 绝不是看惩罚严厉与否, 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 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 而是使所有案件都真相大白。”再次, “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犯罪的重大举措之一。只有先对浮在表面上的、影响恶劣的犯罪进行狠狠地打击, 高涨的犯罪势头得以遏制, 才能为建立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治理的各种机制争取宝贵的时间, 创造有利的条件。“严打”的推行充分展示了法律的严肃性, 充分发挥了刑罚的威慑功能, 特别是通过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处以极刑, 威慑徘徊于犯罪边沿的潜在的犯罪者, 使他们因畏惧严惩而悬崖勒马, 弃恶从善。最后, “严打”还可以恢复被犯罪分子破坏了的群众心理秩序, 增加人们的社会安全感, 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自觉性, 打一场打击和预防犯罪的人民战争, 树立法治的权威, 弘扬正气。
　　2. “严打”作用估价不宜过度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犯罪的系统工程中刑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严打”作为临时性应急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犯罪。历史表明“刑罚并不像在古典派学者和立法者的主张之下而产生的公众舆论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的犯罪万灵药。他对于犯罪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贝卡利亚也曾经说过“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5]犯罪社会学家菲利也曾经把预防犯罪的中心从刑法典转移到社会措施上来: “在犯罪领域, 因为经验使我们确信刑罚几乎完全失去了威慑作用, 所以为了社会防卫的目的, 我们必须求助于最有效的替代措施,而刑罚的替代措施则应当成为社会防卫机能的主要手段,刑罚的替代措施, 当他一旦通过犯罪社会学家的讲授而立足于立法者的观念和方法之中时, 便成为一种消除犯罪社会因素的合法方式。”“刑罚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对付犯罪的工具”。过分迷信刑罚的威慑力, 尤其是迷信重刑对未然之罪的遏制效果以及对已然之罪的矫正功能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因此, 在肯定“严打”积极作用的同时, 我们也要对其缺陷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犯罪现象的控制应当同时综合地运用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等方法。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6]这是一个被实践证明了的至理名言。由此, 我们可以说,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划”、“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教兴国战略”等对减少和预防犯罪有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甚至是根本作用。从犯罪控制的角度看, “严打”只能“斩草”却不能“除根”, 只有治标之功,却无治本之效。反之, 如若视“严打”为对付犯罪的主要手段, 或者不适当地夸大“严打”功效, 或者企图通过几次“严打”斗争就能消灭犯罪、永享太平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 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所以, 我们要辩证地对待严打在犯罪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过分夸大或者根本否认严打价值的做法都不可取。正是这些正确认识, 促使我们在司法活动中必须把“严打”和“整治”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严打与整治”并举。
　　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08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储槐植, 犯罪学.法律出版社
　　[2] 〔意〕菲利. 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 陈兴良. 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
　　[4] 〔意〕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 陈兴良. 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 张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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