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的概念根植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的发展对于法律概念的内涵又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一直关注着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并对此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于2007年首次正式提出了“人格物”的概念，以较为凝练和妥贴地命名和规范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1]并于2009年撰文，以详尽地论证人格物与普通物不同，其不适用《》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2]可以说，人格物的概念是生长于社会现实或者说是常识中，只是没有将其凸显或抽象出来，而且这一由内在意义而最终形成的法律术语也绝不是生造出来，它即尊重了民法中人与物基本的分类，又反映了这类物独特的属性，但绝不是简单反映人与物的联系。

　　一、人格物的内涵及界定

　　(一)人格物充分地展现了民法上人与物的区分与融合

　　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可以从人与物关系的民法哲学理论中得到支持。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凸显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3]事实上，民法体系的架构就是建立于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二元论基础上的，于是民法之中就严格地区分了人作为主体对物作为客体的权利，民法的体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人作为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格权及人对物所支配产生的物权、债权及其他派生权利。至今为止，人与物的二元划分理论依然保有强势的地位。而人与物之间的二元区分和融合为人格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不过，这种绝对的人与物的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较为久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并未有财产的观念，所有制未产生，人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促使了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人对物的利用和控制关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在奴隶社会时期，人是有等级差别的，人与物虽有区分，但也有融合。比如生物体上作为“人”的奴隶而言，不论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法律框架之下还是在罗马法的万民法中，都只不过是能被触觉到的与土地、衣服、金钱地位相同的“有体物”[4]，某些人本身就被视为是客体的物的存在。这一状况一直到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直接推动才使其有了明显的改观，至此才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将自然人赋予了法律上的人格，而作为财产存在的物被明确地作为权利客体对待，这样的思路在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在中国，基于传统皇权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太完整的，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的人身依附地位到近代才有明显改观。

　　纵观近代民法典的体系与架构，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受法国民法典深刻影响的意大利民法典等，还是以德国民法典为模板的日本民法典等，无一不是架构在人与物的基本框架体系之下的。民法中对人格权的保护彰显了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分地将所确立的基本权利贯彻于民法的具体规则中，民法权利法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在物法关系中，通过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使得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得以突出，权利的行使和维护成为人作为完整的民法主体而须臾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人，包括拟制之人的主体地位的充分发挥和物的客体地位的确立，成为民法中建构诸如人格权、物权、债权等民事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历史的演进，人与物之间的民法关系又开始悄悄地、微妙地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模糊了人与物二元化绝对模式，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和商品化，使得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建立某种合理的联系成为可能。而人格物概念及由此建立的人格物法律制度则是对人与物之间抽象关系具体化的桥梁之一。

　　在当下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呈现了物文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民法典的起草及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理念正在得到逐步的放大和深化，从几个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对人格权制度的重视可见一斑。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人格物作为物化人格利益和人格利益物化的的现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得到体现，已明确地将部分人格物作为特别保护对象。还要特别关注的是，现代人格权理论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人格权商品化的趋势，这也为人格物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因此，现有的民法制度框架为人格物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合适的土壤。随着民法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模式已为人格物预留了足够的理论空间。

　　(二)民法中人格物的法律界定

　　人格与财产本属两个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的东西，特别是在摒弃财产因素下，而由人在伦理价值上的无差别的特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也就是近代民法上“人人平等，生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确立后，人格与财产的关系便明确区分开来。有了人格不等于就拥有财产，但没有人格是无法拥有财产的，某人是否拥有财产和拥有多少财产，并不影响和损害该人的人格平等地位。现代民法也以人格权利与财产权利作为基本的权利区分。这种二分法对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也体现了一一对应。享受经济利益的权利为财产权；享受人格利益的权利为人格权。当这个世界就仅存有两种利益的时候，这种二分法无疑是最省便的。但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如此明确一分为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当一个事物上同时存在两个利益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至此，人格与财产如此紧密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解决这种同时存在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事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们不得不给它起个新名词———“人格物”，它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

　　人格物至少具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人格物首先是物，具有普通物的属性，体现财产利益价值。第二，人格物是具有人格利益的物，且其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应当大于财产利益，或者与财产利益基本相当。借用法国学者的话说就是“只有道德方面的价值超过市场价值之物”[5]才能成为人格物。但这也不绝对，有时财产利益的大小实际上就取决于人格利益的大小，有时财产利益明显大于人格利益但这种人格利益却不应被忽略。第三，人格物所展现的人格利益主要是一种精神利益、伦理利益。一方面，人有精神的需求，亦有物质的需要，当特定物寄托了特定人的情感或意志等精神利益时，其就可能成为人格物，如结婚戒指；另一方面，伦理性系人之属性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使得在特定物上承载某种伦理价值成为可能。故有学者认为：“财产并不仅仅是伦理人格的实现方式，而且是伦理人格的组成部分”。第四， 人格物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毁损、灭失必然造成权利人的物质利益损失的同时，也造成精神利益的损害，而这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痛苦则无法通过其他替代物补偿。鉴于人格物的不可替代性，有学者即将人格物与可替代财产相对应，作为民法中一种新型的财产分类。[6]第五，人格物着重强调的是该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因此，在诸如遗体、遗骸、遗骨、骨灰、基因等具有人格利益的“物”中，人格利益被优先保护，其物之价值不应也不能被提及或者已降为其次。

　　人格物因其兼具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属性，因而与普通之物存在明显的不同。第一，人格物兼具有形性与无形性之双重特点，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对当事人则意味着安慰、愉悦、哀思、回忆、财富甚或人生意义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物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已构成所有人人格的一部分。第二，人格物蕴涵的人格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无形性，一般情形下非公众所能知悉。第三，人格物的基本价值定位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其所隐含的人格利益。相反，如果评估它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类物对特定当事人的价值意义，也丝毫不应因此影响对这类物赔偿的法律后果。第四，人格物具有特定性与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这样的特点使得人格物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其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因此，黑格尔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7]第五，人格物是财产权与人格权的有机结合，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8]第六，人格物处分之限制性。基于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属性，往往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连，多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故而其占有、使用、处分等等行为除须符合法律关于财产权、人格权的规则之外，还须关注到公序良俗之限制，且符合一般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公众的认同感。

　　二、人格物的动态发展

　　对人格物的认识必须置于一个发展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否则我们只能看到既已存在的物是否为人格物的问题，而无法判断过去的、将来的物是否为人格物。同时，若不以动态的进路去研究人格物，我们也无法探求本为普通之物怎么上升为人格物，而人格物在何种情况下又丧失了人格利益属性而成为普通之物？抑或本已为普通之物，在有关人格利益因素消减或增加时是否会影响人格物的成立等问题。

　　(一)人格物的生成：物之人格化

　　人格物反映的是特定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紧密关系似乎应当超过一般的人对财产的紧张心理。那么，普通之物是如何上升为人格物，使之具有其他之物所不曾有的人格利益呢？即人格物是如何生成的。一般而言，人与物的相互关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为“身外之物”的内化，即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二是本身为人身的东西的外化，即财产直接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9]这样区分的基本理念是：反对人只是精神上的存在，肉体是物质的观点，认为人格与肉体相连并与外在环境相连。一个东西越是可替代，它与人格的联系就越松懈，它越是个人化，就越与人格相连。[10]当某一个普通之物经过多种因素的复杂结合，转化为特定权利人的人格物，即“普通物人格化”后，就不再是普通之物，而是具有人格利益的人格物。但要形成一个能够作为判断这种紧密关系普适性标准，其难度很大。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主客观因素去判定某物是否因具备了人格利益，且人格利益大于财产利益而形成人格物：

　　第一，时间长短。时间是考验人的情感的重要手段，特定人对特定物持有的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能作为判断人格利益有无的重要因素。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人格物都是在随着时间的累积而不断地显现其存在的价值。而人作为富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日久生情的行为方式同样适用于人与物之间。当人们对特殊的物品保存的时间越长，在其上面倾注的情感和意志也就越多。时间越长的物品，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也就越大，其所体现的财产与人身之间的关系也就越紧密。因此，一双伴随主人走过大半人生的草鞋所具有的人格利益要比刚买回来穿几天的崭新皮鞋的人格利益大得多；因而上海市南汇区法院的一则判决认定主人与宠物犬“莎莉”之间有较深厚的感情，并据以支持该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11]

　　第二，爱惜程度。人对物的特别爱惜往往体现了该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该物因此可能成为人格物。电影《梅兰芳》中的十三爷将慈禧太后赐予的黄马褂用玻璃装封好，每天起床后都要半蹲在其案前，脸贴着玻璃，口呵着热气，用布小心翼翼地擦个干亮。封建统治者赐予的黄马褂是对十三爷演艺的最高奖赏，是十三爷大半生努力的见证。燕十三对黄马褂的爱惜也就是对自己人生的珍惜。可见，爱惜程度高低能够判断出该物在所有人心中的地位高低，也就能看得出该物对所有人是否具有重大精神价值。但爱惜并不能就表明某物对特定人具有人格利益关系，还须从爱惜背后探寻人格利益的真谛。例如，普通人的论文或者草稿其根本不当以为然，但若该书稿尤其是原稿是某著名人物留下的，不仅其价值不菲，其对书稿的持有人来讲更是一种荣耀、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么它就对书稿持有人具有了人格利益。

　　第三，物之来源。物的获得方式多种多样，而获得物的方式不同，所代表的人生含义也不尽一致。“家人、恋人或朋友赠送的礼物，往往具有象征人格的意义，或是寄托着我们的某种友谊和情感，较之市场上同质同价的物品对于我们意义更大。显然一只祖传的瓷碗对于特定人来说，其价值往往超过了瓷碗本身，因为它寄托着后代对祖辈的怀念，乃至是某个家庭的精神寄托。”[9]物因来源的差异而被赋予更多不同意义，这就是人们借物寄情的做法。人类的感情是抽象的，但人们却善于将自己的感情通过物质的载体来传达给对方。因此，当考究物的来源时，便能够提供是否具有人格利益的参考。同样，源于人体的基因、基因信息、骨灰等，也因出于特定人的原因而会被认为具有人格利益。

　　第四，物之用途。从人们拥有某物的目的和用途也可以反映出其是否将物用于精神寄托的，从而会决定该物中人格利益的有无及大小。[9]当人们将某物用于实际生活消耗，那么其物质意义将大于精神价值。而被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财产，则往往蕴含了一定的人格利益。因而，戒指在珠宝商的眼里是用于出售并获得利润的商品，如有毁损或丢失，用等价的赔偿即可弥补对方损失；而夫妻之间的结婚戒指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寄托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一旦丢失或毁损，其损失的不仅是财产，在情感的损失更是巨大的，其它等价物也是不可替代的。但必须明确的是，对具有恋物取向的人来说，其恋物癖已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不能按照其对某物的特别爱好而认定其对该物享有人格利益，不能将其视为人格物。[10]

　　第五，价值内涵。即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其他社会价值。比如，初恋情人的信件承载者对初恋的美好回忆与幸福，宝贝周岁的照片承载着父母关注孩子成长的轨迹，祖传物品承载着家族的某种历史渊源文化和感情，家宅则承载着家庭的全部发展历史等等，其对特定的权利人来讲是无法否定的人格利益、精神利益，以至于这些物品的损害会导致权利人发生精神损害。比如，在美国之“Attiav. BritishGasplc”案中，当原告看见由于被告过失引起的大火烧毁了他的财产而导致了“精神打击”，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有责任赔偿原告，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预见到原告将会受到精神性伤害。[12]虽然该案并非直接将该财产界定为人格物后才予以人格利益救济的，但该案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认定人格物生成的重要参考因素，即物本身的价值对人的重要作用是形成人格物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六，特定事实的发生。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不仅会在民事主体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亦会促使某些人格物的产生。民法学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常常包括法律行为和客观事件，这两者皆可有形成人格物的诱因。以法律行为为例，比如收养关系不仅使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建立了拟制的血亲关系，还可能基于这种拟制血缘而产生的对彼此之间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的问题，而正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可能使收养者与被收养者之间某些特定的物成为人格物。作为客观事件来讲，如人的出生、死亡、自然灾害等等均会催生人格物。

　　另外，判断某物是否属于人格物，应当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考察。有的案件很简单就可以认定是否为人格物，有些则不能凭借直觉或者法官个人感情加以认定，应当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以一个正常的人的视角去加以认识和判定，人格物的一般化或是泛化不仅不利于人格物的研究和法律保护，反而失去了确立人格物这一重要民法理论概念的意义。而且事实上，并非通常所言的人格物在任何条件下都当然成为人格物，在具体情况下能否成为人格物并享受相应的法律保护还需根据情形确定。

　　(二)人格物的转化：人格物去人格化

　　尽管某特定物在一般意义上已可以被视为人格物，其所承载的人格利益显然高于了财产利益，但因外在或者内在的原因会使得该物上所彰显的人格利益不断消减。当该种人格利益消减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出现财产利益高于人格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已不足以值得特别保护的话，那么该人格物将丧失人格属性而转化为普通之物，不再由人格物法律规则调整。这种人格物因丧失人格利益而转化为普通物的事实，即为人格物去人格化。人格物去人格化的主要因素体现为：

　　第一，人格物的灭失。当人格物因种种原因而丧失其原有的物质形态，则该物已不能再称为人格物，或许已不是民法上的物。例如，某人深爱的祖父留下的祖传物品，因搬家导致损毁为碎片，则其作为祖传物品的物的载体已消失，除非该碎片、残破尚具有独立性，还具有一定的形态且可以继续承载人格利益，否则不能再以碎片为人格物而主张相应的权利。但人格物由一种物质形态转化成另一种物质形态，则是否可以认为其上所附的人格利益，则应区别对待：当原物的形态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使用方式，则应认为该物的人格物属性依然存在；当原物的形态发生物理性变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物理形态，则可能会丧失人格利益属性而不再归入人格物范畴。

　　第二，权利人抛弃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虽然人格物上承载着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但该人格利益因具有主观性，且其与人格权之人格利益存在重大的差别，主要指人格物上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因而人格物的权利人可以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人格物则丧失了特殊的人格属性而转换为普通之物。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该种人格利益的抛弃可以公示的方式做出，以便参与交易的人能知晓，以维护交易安全；二是若权利人不仅抛弃了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同时也抛弃了财产的财产利益，则构成对整个人格物全部利益的放弃，于此场合则不存在人格物保护的问题；三是人格物的权利人抛弃人格利益应当基于自愿，不应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因素的介入。

　　第三，将人格物作为普通物而交易。人格物的权利人将人格物置于流通交易之中，因该交易的产生使人格物主要呈现为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因权利人的交易行为使之退居其次甚至丧失。因此该种场合可以视为放弃人格利益或者至少是使人格利益弱化，凸显人格物的财产利益属性。实践中，该种流通交易的方式包括抵押、质押、出典、委托转让等情形。但因交易实践的复杂性，有些情形须颇值关注：一是当人格物权利人将人格物用于设置担保而融资，如利用人格物抵押、质押、出典等，只是使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弱化，但并不意味着该物上的人格利益丧失；二是当人格物权利人将人格物出卖后，一般即可视为人格物已丧失了人格利益而转化为普通之物，但在人格物买卖属于保留所有权买卖和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交易中，人格物在出卖人依约定取回该物时其人格物属性并不丧失。三是当人格物交易当事人具有特定关系，则人格物属性并不当然消灭。例如，在同时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亲属之间买卖该人格物，则只是人格物权属发生了转移，人格物的属性并未改变，只是不应当再允许出卖人以人格物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

　　第四，人格物赖以存在的特定法律事实关系消失。虽然人格物生成的因素与人格物去人格化不能完全对应，但有些因素却是共同的，尤其是人格物本身的生成是以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存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当人格物的权利人因某种特定的事实关系丧失了作为人格物之人格利益的享有者的身份，则对该主体而言其不再享有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原先的人格物转化成为普通之物。如夫妻离婚后，原来作为结婚纪念的戒指、婚纱照等纪念意义就会大大降低，甚至直接转化为普通之物予以处理；又如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法律身份关系解除，则养父母养子女之间之前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等。

　　第五，其他因素导致人格物去人格化。人格物生成的因素就十分复杂，其去人格化的因素也难以穷尽，因此在上列因素之外尚有一些特殊的甚至无法预见的因素导致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消失。比如，具有特定人格意义的人格物之目的消失，原具有的伦理或道德价值丧失，长时间未使用或者护理等等，都会使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丧失，使该类物转化为普通之物，从而脱离人格物的特殊保护机制转由普通物权规则加以调整。

　　因此，人格物具有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个结论既客观描述了这类物的存在状态，也揭示了其中可能的各种演化形态，并更多为这一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特征的研究基础。因为理论从来都会从个案的研究最终回归到具有抽象意义的一般性的结果，而凡是简单的个案研究以及没有任何演变形态的事实展现都不会具有多少理论及普适价值或意义，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也会很微弱，对于人格物这一动态生成过程的发现或是总结、提炼，恰恰又验证了这一概念的抽象理论意义。

　　注释:

　　[1]冷传莉.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保护[J].法学， 2007， (2).

　　[2]冷传莉.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J].法学家， 2009， (5).

　　[3][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89-90.

　　[4]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6.

　　[5][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1.

　　[6]徐国栋.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 2005， (6).

　　[7][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M].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8.

　　[8]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7.

　　[9]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J].法学研究， 2008， (1).

　　[10]玛格丽特•简•拉丹.财产权与人格[J/OL].沈国琴，译.公法评论网站http： //www.gongfa. com/caichanquanrenge. htm.

　　[11]龚滔绘，陈轶珺.沪首例宠物丢失精神损失赔偿案判决[N].青年报， 2006-08-14.

　　[12]张新宝，高燕竹.英美法上“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J].法商研究， 2007， (5).